Pierre Trudeau:从作家到总理

2015年,如火如荼的加国联邦大选又将重现。现时国民的目光,无不集中在总理哈珀和自由党党魁Justin Trudeau(贾斯町-杜鲁多,下称小杜鲁多)身上。小杜鲁多的父亲Pierre Trudeau(皮尔-杜鲁多,下称杜鲁多),曾两度出任加拿大总理,执政长达16年。杜鲁多作为一个作家和成功的政治家、总理,他的高尚人格、从政经验对小杜鲁多有着重要的影响。难得的是小杜鲁多亦非全靠父亲的光环映照,而自行带领自由党走出一条新的光明之道。

在小杜鲁多的父亲杜鲁多总理领导之下,自由党推行移民打分法。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不分族裔,只要够分,都可移民。以往“重欧轻亚”的移民政策,从此一去不返。当年自由党曾接收近十万越棉寮难民。又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和制定了“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使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在飘扬的枫叶旗下,皆可和睦相处,共进共荣。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系列节目“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举行观众投票。杜鲁多名列第三。他的光辉形象,永留在千百万人的心中。

“将相本无种,英雄豪杰亦无种”。世上的政治领袖,起先都只是普通人,有些以演说而得到权力,如孙中山、希特勒;有些以写作而得到权力,如杜鲁多、史太林。我少年负笈温尼伯,曾遇上一老者。他说孙中山曾至加国宣扬革命,老先生有在温尼伯听讲。孙中山一站上台,足足讲了三小时。中国人最讨厌听演讲,尤其长篇大论,岂知孙先生魅力没法阻挡,所有人屏息静听,全神贯注。他的话浅白易明,人人能懂。且能启发智慧、增广见识、感动人心。在演讲的三小时中,他没碰过放在面前的一杯水,耐力惊人。广东人说“人有改错名,没有改错花名(绰号)”。孙先生演说的威力,在辛亥革命中可抵得上千门大炮,所以很早就有了“孙大炮”的绰号。

杜鲁多在从政之前,是魁北克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但他不是文学家,而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人道主义者。“杜鲁多”的意思是“池”。这个姓源自法国诺曼底的小村庄。他们在加拿大的始祖是建筑木工,于十八世纪中移民魁北克,后人在满地可附近务农。杜鲁多的爸爸是法裔,母亲是英裔,所以他从小接受英法文化的薰陶,对英法两语均有极高深的造诣。有法裔人因此歧视他,说他是“杂种”,但没有影响到他在写作和政治的事业。杜鲁多的父亲出身律师,但从商,经营连锁加油站,又办了一个汽车会,会员可以得到廉价汽油、拖车服务和汽车保险。可惜他在杜鲁多十五岁时因心脏病去世。当杜鲁多做总理时,有记者问他有多少私产,他说:“我的父亲遗留给我四百万,我投资变成了一千二百万。」老记们无不赞叹,认为他理财有道。

杜鲁多在满地可耶穌会办的Jean de Brebeuf学院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学校有中学部和大学部,非常严格,注重培养逻辑和思考,故此杜鲁多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性极强。他的座右铭是“理智先于激情”(Reason before passion) 。他在满地可大学得到法律学位,并做了一年实习律师,又再到哈佛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硕士。之后,他到巴黎自由政治学院就读。该院现已改名为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 。法语国家有80%以上的总统和总理,都是毕业于此,但他发觉这里的教授,比他懂不了多少,于是过了一年,转到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读博士。这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摇篮。他觉得博士生生活沉闷,没读完就开始一次环游世界体察民情的旅游。他背著背囊,独自一人,到了很多没人敢去,或没人准去的地方。他去了刚成为共产国家不久的东欧,进入中东,目睹巴勒斯坦战争,一度被以色列误认为是间谍而投入狱中,幸得当地加拿大传教士相救。他又到过印度,亲历当时宗教的冲突。他到了西贡,从这儿去了上海,但在百万雄师渡江之前,他乘船离开,取道日本回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杜鲁多这旅程对世情的洞察,心性的修养,是书本所不能代替的。

杜鲁多回到蜕变中的魁北克。魁北克的法裔人是被征服的民族,有着被征服民族的心态,就是内向,对征服他们的英裔人不信任,也不合作,认为英裔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置之不管。魁北克是农业社会,由大企业、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和天主教三位一体的势力所控制。大企业的东主,是英裔和美国人,他们捐赠民族联盟,以换取大量的利益。民族联盟在1936年开始掌管省政,专制腐败。一个村落需要公路,已建到村口,假若那个村不投票给民族联盟,公路就会忽然“断尾”。如再投票给民族联盟,钱则从天而降,路又建好了。受政府拨款的机构,胆敢批评政府,拨款离奇地就少了一半。每个村落,由村中的神父领导。神父教人魁北克社会是全世界最道德、最好。天主教控制了魁省的教育,侧重教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致魁省无法产生现代的商业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魁省人口占全国25%,但在1949年,只产生了全国3%的工程毕业生。魁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加拿大其他省份。魁省法裔人的教育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都不高,生活贫困,在1960年以前,只比当时的华人好一点。

二十世纪初,魁省开始工业化,越来越多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当工人。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发生疑问,人心思变,于是发生了“石棉大罢工”(Asbestos strike)。石棉矿集中于满地可以东不远的地方。1949年2月14日半夜12时,石棉工人集体离开工作岗位。工人清一色是法裔人,东主是英裔或美国人。工人要求除去工场的石棉灰尘,每小时工资增加十五仙、夜班再加五仙、由工会管理福利基金、八小时制、星期天及假期双薪。在今天,这是很普通的要求,但在当时,是激进的行为。

这次罢工维持了四个月。杜鲁多回到满地可时,罢工已进行了两个月。他会见了领导这次罢工“加拿大天主教劳工联盟”(Canadian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的秘书长马尚(Jean Marchand),和前来采访的记者栢拉蒂(Gerard Pelletier)。杜鲁多义务替这次罢工做法律顾问。栢拉蒂后来成为魁省第二大报La Presse的总编辑。在石棉大罢工之后七年,即1956年,杜鲁多编辑了一本关于此次罢工的书《La greve de l’amiante》,认为它标志着魁省开始反抗英语商人的保守统治,是一场社会革命的开端。1963年,面对魁北克日益高涨的分离运动,自由党开始延揽一些坚信联邦制的魁北克人。他们延揽杜鲁多、马尚和栢拉蒂入阁。魁北克人笑言为“东方三贤人”。

石棉罢工后,杜鲁多到渥太华内阁秘书处(称枢密院Privacy Council)做初级经济师,但干了二年,觉得那种生活很沉闷,辞职不干。

为了推动魁北克的社会革命,杜鲁多出资创办季刊“自由城”(Cite Libre),并自任编辑。在1950年6月的创刊号,他表明了该刊的立场,矛头直指盘踞魁省政治的“民族联盟”,和天主教势力,反对魁省分离。他的杂志成为魁省思想界的集中地,主要成员有律师、大学教授和报纸编辑。当时魁北克越来越多人对现实感到不满,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倾诉。“自由城”向恶势力进攻,说出了千万人心中的话,因此博得社会的欢迎,杜鲁多也因此成为魁北克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有人问他成功的秘诀,他说,“当众人还在窃窃私语的时候,我敢大声疾呼!”。当然要社会革命,靠写文章是不足够的,但“自由城”给予很大的助力,是魁北克社会革命的急先锋。1966年,因为“自由城”的几个负责人参政,“自由城”停刊,1991年复刊,2000年因杜鲁多去世,又再停刊。这是一本极具历史价值和地位的重要刊物。

杜鲁多的志愿,是在满地可大学法律系当教授。大学曾三次聘请他,但每次都给执政的“民族联盟”否决。谁说加拿大对教职人员没有思想管制?京士顿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曾聘请他教经济,他因不愿离开魁北克的社会革命而拒绝。

因为他的私人资产丰厚,无须谋生,能以写作和旅行度日。1952年,他去莫斯科参加了国际经济会议。右派的人几十年来都攻击他,说他不应该。他自辩说:“我还向斯大林的铜像掷了个雪球,给警察扣留了几天。”反对他的人说:“那时地上没有雪。”杜鲁多三、四月在莫斯科,当时地上有雪。1958年,他的“魁北克民主的一些障碍”被西安大略大学选为当年最佳发表文章。1960年,他和出版商赫伯特 (Jacques Hebert)去了中国,合著了《红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 (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

1960年,《民族联盟》败选,给自由党取代。自由党推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史上称此后魁省的变更为“静寂革命”(la revolution tranquille)。满地可大学聘请杜鲁多为法律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讲述宪法和公法(Public law),并兼任公法研究所主任。

1963年11月,杜鲁多当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即被任命为司法部长。1967年,自由党党魁皮尔逊(Lester Pearson)退休,杜鲁多成为党魁和总理。

杜鲁多的写作事业,可以为华裔参政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今日华裔参政,民智初开,但因为百多年来,北美华裔轻视文科教育,以致缺乏对社会、历史、生活和人的理解和思考。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还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可以学杜鲁多一样,办一本杂志,把华裔全国最好的脑袋集中起来,争鸣争辩,弄清是非,教育民众。通过潜移默化,塑造人的心灵,水滴石穿,长期传播。虽然华裔参政道路崎嶇坎坷,但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时代,理想终会渐渐实现。(文/林达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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