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向陸軍部要求調派軍隊到中緬印戰區(CBI)，馬歇爾對他表示沒有額外兵源可從歐洲戰區調出。雖然”優先考慮歐洲”是盟軍的共識，但軍隊和軍需品分配到歐洲和亞洲戰區的數量仍是差不多的，只不過僅有麥克阿瑟 (MacArthur)和尼米玆 (Nimitz)二人受惠，中緬印戰區則一直沒有受到關注。
根據統計，調派到歐洲和太平洋戰區的軍隊各為十八萬五千人；在同一期間，60%的軍需品分配給歐洲，40%分配給太平洋地區，中緬印戰只得到微不足道的補給及完全沒有任何人力支援。塔奇曼對這種現象曾作出以下的分析：”戰區失利及被政府冷待使很多在中緬印戰區上的美國士兵產生強烈的挫敗感，而且揮之不去”。很多人要求調到其他地方去或提前退伍。史迪威對自己的主張堅定不移，打算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然後用飛機運載他們，飛越喜馬拉雅山和昆明，返回重慶。
“聯盟對中國的支援雖然曾經帶來希望，但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很快便故態復萌，而且每況愈下……他們在戰場上繼續受挫，除此之外，聯盟一直沒有把他們當作等量齊觀的盟友。”塔奇曼的描述的確反映了不少現實的真面目。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邱吉爾要求和羅斯福商討對策，美國提出的租借法案 (Lend-Lease) 在會議後立即加速執行。塔奇曼說在重慶的國民黨因美國向日本宣戰而雀躍，她忘卻了在倫敦的英國民眾也為之大事慶祝，啤酒喝個不停。中國仍舊被拒於聯合指揮團隊 (Combined Chiefs) 及軍火控制小組 (Munitions Control Board) 之外。
當馬歇爾反對派兵到中緬印戰區之後，史迪威立刻要求蔣介石派出三個師中國軍隊，但必須接受美國軍官的培訓及指揮。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都不答應這個要求。蔣介石感覺史迪威猶如一個殖民地的總督，把中國人看成二等公民。史迪威不再堅持中國軍隊必須接受美國人指揮。他一直感覺蔣介石只關注如何可取得更多美國送來的物資，而他自己卻另有所圖：希望能夠打勝仗，奪回緬甸，只要目的達到便可，哪管參與行動的軍隊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這只是史迪威單方面的想法，沒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支持。
史迪威批評蔣介石從不關心他的軍隊，忽略提供培訓，不曾替軍隊填補新血，沒有更換將領及缺少隨軍醫療服務。這是無知之談，缺乏理據。例如：蔣介石設立黃埔軍校的目的便是為了培訓軍隊；在1937年之後中國老兵便完全由新兵代替，更替率達到一倍有多；經過二十二場戰役，國民黨損失了一百一十個將領，需要不斷填補；共產黨只犧牲了一個，美國也只犧牲了一個，其餘三個死於非命。眾所周知，中國軍隊不但有救傷服務，也有護理人員跟隨，他們都接受過中外專家的培訓。史迪威認為中國軍隊必須改革，但不能由中國人負責，因為這樣只會失敗。他計劃利用租借法案(Lend-Lease) 的條件來換取中國人的同意，依他的主張進行改革。由此觀之，史迪威完全忘了格里斯沃爾德 (Griswold)的教誨：不能強制他人從命。除此之外，麥克里斯特爾將軍 (General Stanley McChrystal) 也強調”勸說”勝於利用高壓手段達到目的。
蔣介石在他的日記裡對史迪威有如下的描述：”他感覺中國士兵無一可取之處，而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曾受到共產黨宣傳的感染，給予他們高度的評價；他缺乏軍事知識，也掌握不到政治形勢；他竭力尋求打敗日本人之方法以報仇洩恥，並藉此貶低我擔任國家元首的才能。”史廸威曾經和助手密謀將蔣介石除去，這樣才可達成留住中國人在戰場上的策略。(在2004年，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已將蔣介石的日記正本公開。以上那段文字是從楊天石(Yang Tien-shi)2008年的著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In Search of the Real Chiang Kai Shek 2008) 裡轉載的。楊先生是中國大陸著名作家。
史迪威不厭其煩地將中國軍隊將領在緬甸戰場上的弊端列舉出來，呈交給蔣介石審查，使他了解緬甸戰區的實況並非如他接獲”報喜不報憂”的戰報那樣地順利，並促使他從速改革軍隊。只要塔奇曼翻開中國歷史一看便會知道，元帥必須身先士卒負起打敗仗的責任，並會受到處決。依據中國軍法，緬甸失守的罪責便必須由史迪威負起，他絕對不能推卸的。如此看來，史迪威大概也忽略了這一點才會主張把軍隊改革。他也曾經懷疑中國軍隊並不完全由蔣介石掌控，受中央政府管轄的只有那十個師。既然如此，他為何仍堅持蔣介石必須將軍隊改革呢？假設改革的任務交由史迪威執行，他能勝任嗎？相信他力有未逮，而且罔顧政治現實，主張蔣介石不惜任何代價將中國軍隊重組，把它徹底改頭換面。他認為如果蔣介石能夠擁有”一支精簡、有效、可信賴的軍隊，對他的政權是絕對有利的，再加上美國的支援，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蔣介石絕對不可坐失良機”史迪威持有這樣的觀點，顯示他和塔奇曼都掌握不到中國所面對的形勢。且讓我們重溫一下當時的實況：蔣介石已調派六個師的軍隊去協助英軍保衛緬甸。史迪威也是為了保衛緬甸而來，但得不到英軍的合作，終於被日軍打敗，落荒而逃，遺下他曾經領導及誓死要保衛的中國軍隊，未能擔當起作為全軍統帥的責任，徒步穿越緬甸的森林向印度逃亡。那時他已經五十九歲，已過精壯之年，但仍不甘示弱，所為何事？
美國人又如何可証明他們是站在中國的那一方，向他們提供支援呢？美國拒絕中國參加聯合指揮團作為它的成員之一及參與控制軍火小組的運作；美國拒絕中國參加所有戰略會議，只能言聽計從；美國沒有預告中國杜利特爾之空襲行動(Doolittle Raid)，但要他們承擔由此引起日本報復及導至成千上萬平民死亡之後果；中國為了軍備補給必須卑躬屈膝向美國乞求；中國的軍隊交付一個全無作戰經驗的美國人統領。凡此種種，都使人懷疑美國人的誠意。如果易地而處，誰又能夠如蔣介石那樣逆來順受呢？
史迪威前往中國執行的任務只不過是將羅斯福之戰略付諸實施，目的是把中國人留在戰場上，這樣做可牽制日本一半以上的兵力留在中國境內。史迪威只要能促使中國人繼續打仗，不論他們勝或負及代價多大，他都能算大功告成。羅斯福知道中國軍隊處於弱勢，缺乏訓練也缺糧，中國軍閥及共產黨乘機到處搗亂，日本人對此求之不得。羅斯福不關心中國能否打勝仗，只寄望美國打敗日本。史迪威懵然不知國家政策的真實目的，可說愚不可及。
塔奇曼再次批評中國政府使用不法手段徵兵，造成人力資源短缺。筆者卻不知她理據何在？中國人口眾多，只需0.7%便可達到三百個師的數額。塔奇曼曾經說過中國軍隊經常人數不足，每個師僅有七千人，果真如此，少於0.7%便可足夠了。我們試將這情況和美國作個比較。在1941-42年美國人口大約有一億四千萬至一億五千萬人，軍隊的總數是一千六百萬人，佔人口的11-12%。明顯地面對人口資源壓力的國家並非中國。在東西冷戰時期，毛澤東曾誇張地說過：”你們可殺死我們兩億半人，我們仍有另外的兩億半！”毛澤東說得很對，因為中國從未遭遇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中國沒有海軍，中國空軍也寥寥無幾，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斷定中國人力資源短缺，可說與事實不符。
美國陸軍部計劃重新打通陸路交通把軍需品及器械運到中國去，蔣介石卻主張陳納德(Chennault)利用飛機越過喜馬拉雅山輸送物資。美國人誤解蔣介石對他們的支援不感興趣，其實他正是求之不得，又怎會不感興趣呢？美國人豈非很快便忘掉了把軍需品通過舊的滇緬公路運往昆明時曾經遭遇的困難？路政管理失當，貪污舞弊頻仍，中國人又不懂維修內燃機及保養卡車等等，問題一直都沒有解決。羅斯福曾打算派專家去調查但無人願意承擔責任，蔣介石任用的親信更是所托非人，何必把過去的錯失重複呢？美國人對軍閥割據的局面不了解，所以無法透視整個形勢的真相。滇緬公路通過的地區及雲南省都在龍雲(Long Yuen)控制範圍之內，因此蔣介石主張把物資空運重慶，否則必落入軍閥之手裡。史迪威和他的副手到底是一無所知，還是視而不見呢？在1942年十二月韋維爾(Wavell)和史迪威同意將滇緬公路納入緬北軍事指揮部(NCAC, Northern Combat Area Command)的戰略範圍內，蔣介石和史林姆將軍(General Slim)對此均表示”徒勞無功”，但他們仍然一意孤行。史迪威從來都是忠言逆耳的，這次也一樣。他將築路計劃付諸實施，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才把路鋪成，但使用這條路線運往中國的物資只佔總量的15%。
塔奇曼曾經談及印度面對鐵路運輸的困難，例如由加爾各答(Calcutta)通往阿薩姆(Assam)的那段鐵路便常遇到不同的路軌寬度的困擾，加上經年失修及勞工短缺，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在中國那邊，投下一噸炸彈便需要準備十八噸的物料而且要從各地運來。飛機每次的運載量只有四至五噸，DC-3和DC-47型的運輸機每天只能飛行一次，而每次只能運載三噸。從1942年二月至1945年八月，空運數量達到六十四萬噸之多，是完全失實的報導，縱使飛機只在日間運作，也不可能每四分鐘起飛一次的。在這段日子裡，這兩型運輸機的飛行次數是遠遠不能達到這個指標的。在戰爭的後期，運載量較大的運輸機開始投入服務，其中包括C-54 Skymaster型的空中霸王(運載量12噸)，C-46 Commando型的突擊手(7噸)及由B-24型轟炸機改裝的C-87型運輸機(12噸)。紀錄上的運載量是：1945年共400,000噸，1944年共208,000噸，1943年共30,424噸及1942年1,227噸。(Wesley Frank Graves 和James Lea Gate在1983年合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陸軍及空軍作戰紀錄共七卷(The Army Air Force in World War Two, 1983 in 7 Volumes)中都有詳盡的數據可查證)。其中80%的物料由美國第十四空軍大隊(14th Air Force)接收或送到第二十轟炸機(20th B-29 bombers)的基地去。基地後來從四川遷往塞班島(Saipan)及天寧島(Tinian)去。
塔奇曼暗示陳納德培訓中國飛行員時遇到的困難與史迪威培訓中國陸軍時面對的困難不遑多讓。除此之外，她說陳納德充滿自信，認為只須五百架戰機及足夠的軍火及軍需補給便可把日本人驅逐出海。塔奇曼對這個估計有所保留，史迪威對此更是不屑一顧，他只相信陸軍才有能力打敗日本人，雖然他未如蔣介石一般的實事求是也有這個想法。原本的空運計劃(ATC)是動用一百架運輸機，後來減至七十五架，最終只有五十七架，其餘的都被調走了。如果根據以上(1983)的空軍紀錄，飛機數量減少非因外調而造成，而是操作遭遇困難及因意外墜毀而已。由此聯想到C-46型運載量較大的運輸機，被毀譽為”飛行靈柩”，是由於飛行中頻頻發生火警，導至機毀人亡！
隆美爾(Rommel)在1942年六月攻陷利比亞的托布魯克(Tobruk, Libya)，超過三萬人的南非和英國聯軍戰敗投降。在半年前這個城市曾由澳洲第七師，別號”沙漠之鼠”的軍隊保衛，持續了二百四十天的戰鬥仍屹立不倒。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他們被奉召回去保衛國家。邱吉爾曾要求澳洲遣送這支部隊到緬甸及新加坡支援，但遭受拒絕。
史迪威對蔣介石渴求分配到更多軍需品似乎開始有所理解，因為他在緬甸戰場上也有相同急切的渴求。不過,”在互利互惠的原則下……中國人仍覺得外國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優先考慮自己所需，成為平均分配的障礙”，外國人對中國人亦持有同樣偏見，說他們永遠堅持自己的立場，對外國人不信任。但到底是那一方率先不公平去對待中國人呢？又試審視各項協議的條款，從中獲利最多的一方屬誰呢？肯定不是中國！
塔奇曼把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惡劣關係的癥結非常切實地紀錄下來：”由於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加上租借法案 (Lend Lease) 給予中國的支援受到限制，引發蔣介石對美國極大反感。與此同時英國卻可保有租借分配的自主權。為何會厚此薄彼呢？眾所皆知，美國是為了確保物資投入對抗日本戰爭之用，而非分配到其他用途去。明顯地中國人受到了歧視，蔣介石感覺此乃奇恥大辱，因此對負責租借法案的史迪威更加恨之入骨。”
史迪威在日記裡曾坦誠記下：”美國向英國和蘇聯提供的支援比中國多很多，蔣介石必須卑躬屈節向美國求助才可獲得微不足道的補給，美國一直優先考慮英國，其次蘇聯，對中國則漠不關心，這樣厚此薄彼使蔣介石感到奇恥大辱”。筆者曾經將美援作個比較，50%的支援投向英國，25%投向蘇聯，餘下1.5%至2%才給予中國。根據一些較粗略的估計，中國最多只能分配到3%。
根據軍事專家的評估，中緬印戰區(CBI)面對最大的困難是後方的補給線斷裂，使運往中國的物資無法到達戰區。這個說法或可成立，但忽略了事在人為的決心及它能夠發揮的力量。根據塔奇曼的記述，蔣介石向史迪威曾發出最後通牒：”美國必須派出三個師的軍隊在1942年九月到達印度，五百架戰鬥機到中國基地參戰，從八月起每月必須空運五千噸物料作補給品”。美國當時軍力充沛，在1941年有三十九師軍隊可動用，到1942年底有七十六師軍隊可隨時候命，結果60%調往歐洲戰場，40%調派到太平洋地區(麥克阿瑟從不接受歐洲被優先考慮的主張)。蔣介石提出增兵的要求只是美國後備軍力的一成，卻如石沉大海，沒有被考慮。
美國在1941年生產了19,433架戰機，在1942年生產了47,836架戰機。蔣介石提出的要求只是五百架，不足7%，但仍被拒絕。留在中國戰區都是美國志願空軍(AVG)的那組飛機，其中只有六十架仍然保持良好的性能。每月五千噸的補給品如果由C-47型運輸機運送，每天每小時四班便可完成，估計對美國空運部(ATC)不會產生任何壓力。根據空運紀錄，運往中國的物資在1942年共有1,227噸，在1943年共有30,424噸，平均每月不到2,500噸。美國陸軍由二十個裝甲師和八十個步兵師組成，並得到四個空軍師的支援。直到日本在1945年八月宣佈投降的那一天，美國沒有派出任何陸軍部隊到中國去參戰，也沒有一個美國地面部隊的士兵在中國戰場犧牲。由陳納德組織的第十四空軍大隊(The 14th Air Force)，和其他基地的空軍聯結起來之後，擁有約多於一千架戰鬥機，在1945年發動了一百次對日軍陣地空襲。美國為此犧牲了約多於一千個飛行員，但與在歐洲戰場捐軀的四萬五千美國空軍不可同日而語。美國重視歐洲和輕視中國的態度，不言而喻。美國空運支援中國的補給品到戰爭結束為止一共是640,000噸，還有140,000噸是在1945年二月之後通過滇緬公路輸送的。根據一個美國物流官員估計，這些支援物料的數量只需七十艘”自由輪”(liberty ship)便可應付，而美國當時的運輸船隊共有2,710艘，動用2.7%的載貨量便足夠有餘。
美國準備隨時隨地支援中國對抗日本的假面目很容易便被揭穿。除此之外，美國人一直存有偏見，懷疑中國不會利用他們提供的資源對付日本。在1937年日本揮軍攻打上海，蔣介石集結了七十萬軍隊，使用從德國購入的武器及受過德國培訓的士兵對抗日本，苦戰了三個月直至彈盡援絕才撤出。反過來，法國雖然擁有三百萬陸軍，並得到飛機，坦克車及砲兵部隊的支援，在六個星期內便被德國打敗，宣佈投降。
美國在戰爭期間從未出動超過十萬人到任何戰區作戰。他們參與盟軍登陸歐洲一役也只派出九萬六千人，英國派出六萬，加拿大派出兩萬。上海一役之後，中國和日本一共打了三十場仗，中國十九次以戰略取勝，另外十九次打成平手。中國軍人的輝煌戰績都曾經受到外圍記者報導。投入戰場的中國士兵共有三百萬人，一百二十個中國將領戰死沙場，為國捐驅。這些英勇的士兵雖然曾受到史迪威惡意的詆譭，指他們是烏合之眾，群龍無首，不講究衛生，不講究紀律，武器落伍及物資短缺，但在戰場上卻發揮得淋漓盡致，所向披靡。這些戰場佳績在史迪威1942年二月奉命來華之前便光榮記載在歷史裡。史迪威來華之後，中國和日本在戰場再交鋒十二次，日本三勝九敗。其中最慘烈的一役是在1944年發生的豫湘桂會戰 (Operation Ichi-Go) ，雙方消耗重大。如果說中國人不會善用美國的支援物資對抗日本，那是無稽之談。中國士兵及將領都竭力爭取美國支援以拉近和日本軍隊的距離，在同一條件下較量，看誰更善於作戰。史迪威和美國政府對中國吝嗇的態度，使中國人感到他們和世人不重視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當蔣介石重複向美國求助而得不到回應時，中國軍隊便知道求人不如求己。
蔣介石對史迪威作戰及領導能力評價不高，指他欠缺實地作戰的經驗，難以擔任指揮官的職務。塔奇曼卻認為史迪威缺少建立人際關係的技巧，而且被人扣上一頂”硬漢”的帽子。兩者觀點雖然不同，但史迪威的性格則甚為罕見，他和任何聯軍將領都合不來，包括英國人、中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和美國人在內。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和蒙哥馬利 (Montgomery)，隆美爾 (Rommel)和凱塞林 (Kesselring)不時發生爭執，此乃人之常情，無可避免的。從塔奇曼的描述和史迪威在日記的吐露，史迪威最善於推卸責任，而矛頭往往指向蔣介石的那一邊。他為何會變成這樣呢？原因有兩點：他來華的任務含糊不清，誤會頻仍；羅斯福或馬歇爾也沒有向他發出明確的指令，使他無所適從。遇到不明朗的地方，他不習慣向上級查詢，這樣只會令事情複雜化。”我隨時隨地候命”，這並非一個戰場最高統帥所應持有的態度。如果對擔當的任務含糊不清，又怎可達到目標呢？由始至終，他從未率領過任何美國地面部隊，沒有擔任過空軍的指揮官(除了陳納德交付他管轄但並未得到他同意的一小隊飛行員)，也沒有任何支援部隊，缺少補充新血的渠道和情報系統的支援，只有小量補給品的供應及運輸系統的支援。在這樣惡劣的條件及毫無準備之下，他被遣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作戰。
史迪威在擔任中緬印戰區指揮之前曾經在中國逗留了九年，但沒有到緬甸作過任何實地探測，以便了解那邊的森林，山脈，河川及居民的生活狀況。塔奇曼曾將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 附近的松林和緬甸的地理環境比較，說兩者大同小異，這怎麼可能呢？史迪威的作戰任務竟然不是在中國境內執行而要遠赴陌生的緬甸。馬歇爾賦予他此重任顯然是個錯誤的決定。結果史迪威在緬甸一籌莫展，只能歸咎於他對自己能力過分高估，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尤其一切與中國有關的問題都可解決。到底他是不是被公認為美國陸軍中之”中國通”，還是虛有其名呢？且讓我們深入一點觀察。據說史迪威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眾所周知他聽覺很好也具有語言天賦，在接受了西點軍校的外語培訓之後便可當起法文及西班牙文的導師來。他學習中文的過程卻是斷斷續續的。他從1911年開始踏足中國，首先學習講中國話。在1920-24年間再到中國，在北京擔任外語代表，參加一個為期四年的中文訓練課程，但半年後他便離開，前往山西省為紅十字會築路。山西人講國語 (Mandarin)帶有非常重的當地口音，他可能聽不懂。築路計劃仍在進行中他便離開，返回北京與家人重過舒適的生活，並利用閒暇為一本軍事雜誌撰寫文章。在這段日子裡他可能仍繼續學習中文，但更多忙於到中國各地旅遊，難以專注學習。
史迪威對中國文化之一的”風水”只有一知半解，他對中國的哲學思想內涵與文學精華更是一片空白。這是塔奇曼對他的評價。筆者找不到任何紀錄証明有人曾經使用中文與史迪威溝通，也找不出任何可支持他精通中文的實據。蔣介石的國語也帶有很重的鄉音，需要蔣夫人為他翻譯成英文才可和史迪威交流。毛澤東說起話來也滿口湖南鄉音，很多人都聽不懂，更何況一些老外。塔奇曼的文章裡曾誤譯”ping”為兵，其實”bing”才是兵。這些混淆是會經常發生的。以往老外把北京首都稱為”Peking”，而較接近的發音應該是”Beijing”，即是今天常用的英文譯名。國民政府選擇在南京 (Nanjing)建都，改稱北京為北平 (Northern Peace) ，英文譯名變成：Peiping。塔奇曼在文章裡以”p”代替”b”，相信其理在此。例如：中國人稱乒乓球為”bing-bung”，是不會稱它為”ping-pong”。中國人永遠不會把兵叫成”ping”，只會叫做”bing”。中國人對一知半解的人稱為”半桶水”，表示他們只會虛張聲勢，卻一竅不通。除非有人挺身而出為史迪威提出真憑實據，看來他的中文大概只達到日常會話水平而已，難以晉升到更高層次的溝通。
除了史迪威的中文水平受到爭議之外，他對中國事物的認識也常出現偏差。例如個別將領的意見並不代表其他將領的看法，個別士兵的申訴也不代表眾多士兵的不滿，但他只聽一面之詞便信以為真，再沒有通過其他途徑引証真偽。中國有六十多個軍閥，他只接觸了其中幾個便以為對他們有深切的認識。塔奇曼也一樣，當搜集到部分資料之後便草率下結論。
1931年至1945年是軍閥割據的時期，任何決定都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才可執行。軍閥們都善於審時度勢，化敵為友或化友為敵都是司空見慣之事，增加政府決策的困難。形勢如此複雜，蔣介石絕對不能獨行獨斷。當時沒有任何政客可以大權獨攬，控制全局。蔣介石只是中國的一個政權，其他還有南京的汪精衛，溥儀的滿洲國，東北的毛澤東，西北的馬家軍及蒙古的地方勢力，都起來和國民黨政權對立，挑戰它的統治地位。除此之外，國民黨內部也分成兩派，有主張與日本和談，也有傾向共產黨的一方。試問史迪威對此形勢可有對策嗎？能否隨時發號施令並得到全力支持呢？如果蔣介石向日本求和他將會立即失去領導權，所以只有凝聚中國人民的力量去對抗日本，打擊共產黨和其他地方勢力。史迪威特別看重共產黨的朱德(Ju Deh)，希望能與他合力挑戰日本。當時很多老外和美國作家斯諾(Edgar Snow)一樣被單一化的共產社會吸引，讚美共產黨追求的理想。他們和史迪威一樣認為共產黨只不過是一些追求和平和自由的農民，完全看不清共產黨的真正面目。史迪威應該重溫一下美國歷史和林肯(Lincoln)總統的名言：”家庭不和，難以立足！”史迪威和馬歇爾都忽視共產黨的威脅，強迫蔣介石和共產黨和平共處，犯下了前所未有的大錯。史迪威對中國局勢看不透，猶如坐井觀天的青蛙，視野短小，觀點狹窄。由於性格傾向偏激及思想固執的局限，史迪威掌握不到中國脈搏的跳動，加上美國政府對華漠不關心的態度，使他沒法達成打倒日本的使命。
美國向日本宣戰之後，蔣介石立即向英國表示可派軍隊協助保衛緬甸，他也向美國建議中國戰區由他們主導。羅斯福，馬歇爾及美國陸軍部對蔣介石的善意不為所動，認為只要中國能夠纏住日本人在戰場上便達到他們的目標。珍珠港突襲使美國人感到奇恥大辱，不可不把日本打敗作為報復。菲律賓是麥克阿瑟(MacArthur)和他老爸的樂園，日本人卻把他們逐出，這筆賬必須清算。尼米茲 (Nimitz)因海軍受挫也須為同胞報仇泄恥，因此和麥克阿瑟採用”兩線跳島”(Island Hoping strategy) 的戰略向日本還擊。由於自尊心受損及報仇心切，美國人必須親自打敗日本人，才可揚眉吐氣，所以不接受中國人參與他們的行動。蔣介石一早便洞悉美國人的心態，只有愚不可及的史迪威才懵然不知國家的動向，至死不悟。史迪威一直期望能夠由他負責訓練及指揮軍隊作戰，以此報國，殊不知他一直都被投閒置散，鬱鬱不得志。很多人或許不同意這個見解，但事實勝於雄辯。
羅斯福死後由杜魯門接任，他誤信馬歇爾的作戰計劃，下錯了賭注。蔣介石政權不斷受到史迪威，馬歇爾及其他人的咎責，形象受損。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基於各種理由沒有向蔣介石提供支援，使他能夠以武力解決共產黨的威脅。很多軍閥及軍隊將領對美國的中國政策一目了然，他們為保障自身利益，放下武器，向共產黨那邊靠攏。未來形勢的發展已非常明確：在1946年國民黨與共產黨軍隊人數的對比是3:1，很快便跌到1:1，經過幾次交鋒之後，士氣低落的國軍與共軍之比竟然變成1:3，共產黨佔了優勢。
蘇聯佔領滿洲地區之後，將大批日本武器送交毛澤東接收。與此同時，蔣介石向美國採購軍火卻被拒絕。大量德國來福槍子彈的存貨都很適合蔣介石的軍隊使用，但美國人寧願把它們投入大海也不讓中國人受惠。美國沒有在最適當的時刻向蔣介石伸出援手，為此很快便需付出沉重的代價：在1950-53年的朝鮮半島戰爭，美國犧牲了四萬五千士兵仍未取得勝利；在1965-72年的越南戰爭，美國地面部隊沿用”燒盡，殺盡，片甲不留”的戰略，結果只能造成數萬美軍傷亡，無功而返，還留下難以忘懷的精神創傷。蔣介石看透形勢對己不利，避免犯上史迪威在緬事敗落荒而逃的錯失，開始籌備撤出大陸，按步就班將政府要員，軍隊及資產遷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蔣介石決不會跟隨史迪威的足跡，攀山涉水，穿越森林才可逃離中國。
蔣介石政權是否一個貪污的集團？從金錢來往的記錄或可找到一些痕跡。蔣介石及他的軍隊確實有將黃金及其他資產運往台灣去，但他們沒有藉著這些財富過起奢華的生活。中國收回主權之前，台灣曾經歷了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日本人離開前將所有財物運走，留下一個異常窮困的孤島由中國人接手。從白手興家，蔣介石重建工業，改革農業，不但將經濟穩定下來，還提升台灣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前後只不過是三十年(1949-1979)。台灣今天之富裕階級都是來自本土的居民，國民黨的後代只佔少數。今天的中國大陸，經過鄧小平倡導的經濟開放政策，把六億萬人從貧窮線下提升起來，也促進兩岸的商業往來，前後也不過是三十年(1980-2010)。假如歷史可以倒流，也可循著不同方向發展的話，美國大力支持中國對日抗戰，也支持中國戰後重建，朝鮮和越南的兩場戰爭或許可以避免，中國或可提早二十年達到今天之經濟水平，國泰民安，二千萬中國人或可逃過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浩劫。
除了台灣和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上有驕人的成績之外，日本(1945-1975年)和德國(1950-1980年)，兩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得到美國的支援，也能夠從廢墟中重建起來，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不過, 歷史上最輝煌的經濟成就是發生於北美洲的美國。從1930年至1960年，它曾經一度陷入經濟困境，面對高達25%的失業率，國防力量排行在世界的第四十一位。他們卻能夠把握時機，改變自己的命運，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為軍事及經濟的超級強國，稱霸世界五十年之久，仍可持續。
史迪威把蔣介石提出的三項要求轉達到華盛頓去，一方面等候回音，一方面強迫中國派出三十個師軍隊到印度接受他的培訓及指揮，準備反攻日本，奪回緬甸。日本人曾向蔣介石提出和談的建議，史迪威和馬歇爾均懷疑他們的誠意，認為那是一些不值得考慮的欺詐手段。史迪威健康雖然出現了一些小問題，但不影響他突然高漲的情緒，因他正在等待馬歇爾委以重任。他們和英國人商議之後 ，韋維爾 (Wavell)同意安置八千個仍然留在印度蘭姆加 (Ramgarh)的中國士兵，提供食宿，並由美國人培訓，作為償還美國租借法案 (Land Lease) 的一部分貸款。史迪威對這個協議大失所望，他仍一直在發白日夢，認為”這個蠢蛋怎會領會我構想的三十個師訓練有素，配備精良及由我指揮的軍隊，是我唯一的希望”。因利乘便，史迪威於是和他的同僚想出一個分叉夾攻的戰略方案，兵分兩路，”X”方由印度出擊，”Y”方則由史迪威的三十個師(在雲南受訓)負責，並運用”骨幹傳授”方式作戰：”我負責指導你，你負責指導他們”。
蔣介石對史迪威的要求沒有作出回應，使他感到憤憤不平。”對於一個固執，無知，充滿偏見和奸詐的暴君來說，任何真心話都會變成忠言逆耳，聽不進去也接受不了。”史迪威也將他的怨氣向史汀生(Stimson)和馬歇爾表露，但想不到他們和蔣介石一樣，對此充耳不聞，無動於衷。塔奇曼對史迪威的立場卻充分了解，說他虛擬”奪回緬甸”的計劃缺乏支持，卻仍盡心盡力使它變成事實。
过往章节：
(十一)”遭遇重創” 1942年3月至5月
(十)隨時隨地候命，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
(九)倉促準備，1939-1941
(八)軍部副官: 中日戰，1937-39
(七) 軍部副官: 中國的最後機會，1935-37
(六)”刻薄的喬”1929-1935
(五) “全能”軍團及蔣介石勢力擴張的年代1926-1929
(四) 北京任務：1920-1923年軍閥割據時期
(三) 世界大戰：聖米耶勒(St. Mihiel)與山東
(二) 1911-辛亥革命時的美國來客
(一） 史迪威的簡歷
為《重新審視史迪威將軍在華任務》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