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年轻人不愿与父母同住?

大多数年轻的单身新加坡人都和父母住在一起。但随着社会规范逐渐演变,一些人开始搬到自己的地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阿兰27岁,是一名公务员。他决定搬离父母在新加坡的家时,磨蹭了一个月才和父母谈起。他担心他们不会理解,甚至更糟,会生气。阿兰的家毕竟还是令人愉快的地方。他弟弟也住在那间三居室公寓里,离这个城市的中央商务区(CBD)不远,那里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天晚上,桌子上都摆着自家做的晚餐,他的衣服也总有人替他洗。“推拉因素中,没有推,只有拉,” 他说。“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只想体验一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懂吗?”

在西方,离家只是成年的另一个里程碑。然而,在大多数亚洲社会,这在文化上并不被接受;搬出去有时被认为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在新加坡,婚前住在家里是很普遍的做法。据估计,2013年15岁至34岁的未婚人士中有97%与父母同住。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根深蒂固的孝道观念所驱动,但也与政府为年轻人提供住宿的政策有关。大多数新加坡人——到2022年超过总人口的80%——住在公共住房单元。由国家补贴的公寓被称为建屋发展局组屋,得名于住房发展局。约九成的组屋住户拥有自己的居所。但关键是,只有已婚的异性恋夫妇(新加坡不承认同性婚姻)和3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才有资格购买这类公共住房。

那些买不到组屋的人可以通过私人房地产市场租房,或购房,但成本要高得多。研究公司ValueChampion的计算显示,私人公寓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价格是组屋单位的三倍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蔡明发(Chua Beng Huat)博士说,这些成本限制“有效地让大多数未婚年轻人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和Z一代新加坡人反对长期以来的文化规范,比如阿兰。他和两个大学毕业的朋友在新加坡东北部远离CBD的后港租了一套公寓。出于各种原因,一些年轻人认为独立的代价是值得的,开始去开创自己的生活。

“在独立的空间长大成人”
新加坡的租房文化以前主要局限于外籍人士,近年来已经在当地居民中扎根。尽管租金不断上涨,但从2015年到2020年,新加坡35岁以下独自生活或远离父母的单身居民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更多的人可能正在考虑搬家。当地房地产门户网站PropertyGuru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在22-39岁之间的受访者中,十分之七的人在考虑搬出去。

蔡明发说:“一旦过了某个年龄,(和父母)住在一起就会变得不自在,因为你在家里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再加上缺乏隐私,这对成年人来说是“困难的处境”。和阿兰一样,22岁从家里搬出来的布兰达·陈(Brenda Tan)并没有感到“被推”,但她确实想要更多独立。她曾与人合租过大学宿舍,并在纽约与人合租过一个学期,但她觉得下一步应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和父母住在一起会感觉)一切都是自动的,一切都为你做好了,” 这位内容创作者在一段视频中说。视频记录了她搬进一间单间公寓的过程。“你不能完全控制空间,有时也不能控制饮食……只负责吃掉摆上桌子的东西。”

26岁的布伦达独自一人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居用品品牌,到更有创意地工作。“搬出去住让我以一种真正享受的方式长大。我觉得我已经成熟了。我有足够的空间长大成人。”当然,与父母同住的挑战一直存在,年轻人对独立的渴望也一直存在。但蔡明发认为,与前几代人相比,最年轻的几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收入也更高,这一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5岁至34岁的居民中有57%是大学毕业生,高于10年前的46.5%,较2000年的24.4% 几乎翻了一番。赚钱能力的提高,或许还有消费重点的改变,让年轻的新加坡人更容易搬出去付房租。另一个因素是新加坡人结婚较晚。蔡明发说:“以前,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已经结婚了,”这意味着他们有资格购买组屋。然而,单身的年轻人也不太愿意等到结婚后再享受独立的滋味。蔡明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孝道正在消失。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表达方式。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另一位社会学家陈恩瑟(Tan Ern Ser,音)博士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尽管年轻人“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包括搬出父母的家独自生活或其他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那么关心父母。事实上,“远离父母可能会让人感觉不那么压抑,反而会加强父母、成人与孩子之间的联系。”

对一些人来说,也有被推因素
虽然许多“窝巢族”都是像阿兰和布伦达这样寻求独立的人,但房地产经纪人陈威廉(William Tan)发现,LGBTQ群体的租房人数正在上升。他说,虽然过去大多数潜在租户都是外籍人士,但他注意到这个变化。他在Facebook上建立的一个面向LGBTQ的群组收到了更多新加坡年轻人的申请。

不足为怪的是,由于住房政策大大限制了社区的选择,租房或多或少是35岁以下寻找自己的地方的唯一选择。虽然新加坡社会在消除同性恋污名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许多人所持的保守价值观仍让一些人难以“出柜”。2018年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婚姻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与朋友或同事相比,新加坡年轻人更不接受家庭成员的同性关系。

陈威廉认为,Covid-19新冠疫情可能加速了许多LGBTQ年轻人搬出去的愿望。他表示:“由于过去两年远程工作,(家庭)可能发生了很多冲突。”根据他的经验,“(社区里的)很多人为了心理健康而试图搬出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家庭环境。”像糟糕的家庭环境这样的推动因素当然并不局限于LGBTQ群体中的年轻人。对于那些住在小房子里,或者需要共用一间卧室的人来说,家就像一个高压锅。

贾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住在一套两居室组屋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大学毕业后很快找到了实习工作。但远程工作是一场“噩梦”。她的姐姐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她们的连线会议有时会发生冲突,导致分心。她承认,自己父母关系不太好,居家防疫期间因为长时间呆在家里意味着争吵越来越频繁。“我无法逃离噪音,因为这个空间很小,”她说。“有时候我在打电话,父母在后面大喊。”

贾无数次地考虑搬出去。有一个更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空间是诱人的,但最终实用性胜出。现在,她决定把大部分薪水存起来,而不是花在房租上。还有另一个让她退缩的原因:“我想如果离开父母,我会感到非常内疚。”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从实习生转为全职工作后,她现在的收入要高出50%左右。但最终,决定因素还是她的父母。她说:“现在我们出门的次数多了,每个人的心情都好了,这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像两年前那样变得非常糟糕,我想这次我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花过的最值得的一笔钱”
新加坡建立了成功的住房模式,一个广受好评的模式。但是,正如最近的微妙变化所显示的那样,一些年轻人的需求和愿望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调整公共住房规则,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低成本的住房,可以缓解许多人的压力,尤其是边缘化群体。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家谭恩瑟建议,公共住房委员会可以考虑出租未售出的公寓,或建造专门设计的出租公寓,“以迎合那些被认为需要自己空间的年轻人”,他称,当前的政策应该“考虑容纳新加坡年轻人中正在出现的首选居住安排模式……并寻求容纳那些不符合规则的人”。

在那之前,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年轻的新加坡人离开家租房将不再是禁忌,而是更主流,这是由优先考虑他们的独立和福祉,以及可支配收入增加所推动的。改变对什么是孝顺的态度也会帮助年轻人离开他们的家庭。布伦达当然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事实上,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的决定。现在回想起来,她所经历的职业生涯并不仅仅源于一种自由的感觉,而是责任感。“这是我花过的最值得的一笔钱,” 她说。“独居让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这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阿兰也有同感,尽管他的父母对他的决定并不满意。他回忆道:“我觉得他们是在针对我,好像我是在说讨厌和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试图劝阻他,但当阿兰下定决心时,他们不再坚持。自从搬出去后,他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他仍然每月给父母287美元(400新加坡元,237英镑)的“零用钱”,这是他赚到第一份全职工资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也比以前支付更多的账单,比如日用品和饮食杂货、水电费和他的保险,这些以前都是由他的父母支付,还有他自己合租屋的租金。但他认为,与他所获得的独立性相比,额外的支出是值得的。“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他说,“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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