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多市六十万华人的生活,受到威胁的时刻。2015年11月,“央街救济站(Street Mission)”, 没有与唐人街商讨过,就单方面宣佈已购入士巴丹拿道365和367号两个铺位及背后楼房,作为属下“长青边缘青年中心 (Evergreen Centre for Street Youth)”的新址,并打算在2017年秋迁入,每天将接待130名无业青年。唐人街是餐馆区及旅游区,每天一百多名无业青年四处游荡,对市容和安全,都会构成重大威胁:罪案上升、暴力增多,毒品泛滥。
林黄彩珍女士摄于广州楼酒家
不少华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并没醒觉。唐人街位于士巴丹拿道和登打士西街十字路口的周围。“央街救济站”购入的新址,位于士巴丹拿道。有些在登打士街的商户,就已轻描淡写地说:“不是在我们街上,与我无关。”甚至对面马路的人,也有同样的看法。有些人觉得最重要是维持目前生活的正常进行,其他则无暇兼顾,一句“我们要做生意。”就把维权的行动打发掉。很多在北面的华人,只是冷冷说一句:“我很少去唐人街。”还有人说没有数据可证实唐人街的治安会发生问题。事实上,一旦发生,一次已是太多,必须防范于未然,不需数据。华人的店铺,很多都供奉关圣帝。这样冷漠的态度,令关圣帝也只能叹气。
中国五千年帝制所塑造出来的国民性,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对任何横暴,习惯于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不敢据理力争,恐怕惹来麻烦,又或受到报复。很多人心里都在说:“算了!算了!何必多此一举!”还有些人认为华人社会意见太分歧。有了争辩,问题就不会操纵在一小撮人手上,这样他们就不能独行独断。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华裔社区对“长青中心”迁入的危害,估计不足。餐馆业是华人社区最大的僱主,是经济的火车头,无数的华人生意,都靠其带动:杂货、农场、餐馆用具、装修、地产、广告、会计、律师、保险等等,与之息息相关。中国餐馆就集中在唐人街,每天一百多游荡的无业青年,对唐人街的餐馆业,必造成重大伤害,继而影响到整个华人社区的经济。这是关係到整个华人社区安居乐业的严重问题。
我们的对手,力量比我们强大。帮助贫穷的人自立更生,让他们发挥潜力,是福利的正途。所以“长青中心”的迁入,得到主流社会的支持,认为是尽义务、公正的措施。市长庄德利也已表态支持。面对他们背后这人数众多且强势的支持者,应有更具策略的应对方法,我们不适宜反对“央街救济站”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就是迁入较大的地方,以便提供更多的服务。我们必须支持他们的利益,但同时也要求他们支持我们的利益,就是不受到游荡的无业青年影响,可以安心做生意。在这两套不同利益之下,唐人街必须与“央街救济站”对话,找出五、六个选择,推行其中最可行的方法,造成双赢的局面。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到有利的舆论,主流社会和其他族裔的支持。
很多人都在问:“唐人街究竟还有没有希望?”我们的先辈,曾以无畏的信念,多次在逆境中使唐人街转危为安。加拿大的地产界,一百多年来,处心积虑,控制各市镇的市政,而推举律师为议员,做代言人。以前的唐人街沿登打西街,在卑街(Bay St.)和栗子街(Chestnut St.)之间。新市政府建成后,因该区处于市政府后面,物业高涨。1970年,市政府规划局建议拆掉唐人街,建成高层商业及住宅大厦。“加拿大华人协会”和“加华联合行动”在林黄彩珍女士(Jean Lumb)领导之下,对市政府进行游说。林黄氏在唐人街经营广州楼酒家。1973年规划局决议把唐人街楼宇,限为四层,唐人街的商户,得以安心继续营业。
总督授加拿大勋章予林黄彩珍女士
主流社会并没有对林黄彩珍女士报复。多伦多市长歌隆比(David Crombie)说:“我记得林黄彩珍。她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奋和具爱心的人。她爱她的家庭,对她的社区有重大的贡献。她是多伦多的大英雄之一。我为称她做朋友而感到骄傲。”1976年,林黄女士获授加拿大勋章(Order of Canada)。这是加拿大最高的荣誉。今天我们缅怀她的功绩,不禁想起唐诗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
历史已成为陈迹,但令人深思。我们华人在加拿大,一代强过一代。林黄女士的维权行动,发生于1970年,至今已是45年,以25年为一代,就是差不多两代人。今天我们的情势,比当时优越。那时我们没有今天的人口、财力和教育水准,地产界的势力,比起今天我们所面对社会福利系统的势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1970年和1975年,市政府曾二度企图拆毁Spadina道,改建为六径马路,但我们都胜了。这次究竟唐人街还有没有希望,决定在华人社区对这次维权行动的支持。维权行动需要钱,也要人。人人都不支持,钱和人哪里来呢?所以支持大,希望大;支持小,希望小;没支持,没希望。愿我华人,人不分贫富,地不分南北,都参与维权的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识出智识,内图团结,外争同情,维护我们经过一百五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安稳生活。(文/林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