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但其人口组成一直都是华人占绝大多数，故社会受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甚深，虽为英国统治，但生活方式仍以华人风俗为主，特别是殖民地早期，民众生活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西式生活在当时甚至被视为高档和脱离大众的。
六七暴动后，殖民地政府改变管治方针，着手建构香港人的本土意识。笔者于八十年代初入读小学，“华洋共处”是小学常识的主调，西式生活慢慢移植到普罗大众之中。由此形成的所谓香港本土文化，是一种有中有西、不中不西的混杂文化。
夹缝中挣扎
重提这段历史，旨在说明这种混杂文化在香港不同层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香港的女性地位，同样受到中西两种文化互相拉扯，令香港女性在文化冲突的夹缝间争扎，形成独特现象。
谈到香港女性地位，最简单的切入角度是经济地位。香港女性在六十年代开始半脱离家庭，踏入职场。那个时代工业蓬勃，需要大量劳动力，轻工业兴起正好吸纳大量女性劳动力，“工厂妹”(泛指从事轻工业的女性)的时代由此而起。最近香港汇丰银行推出一百五十周年纪念钞票，钞票上也印有“工厂妹”的历史图片，可见其对香港经济贡献的举足轻重，也可说是香港女性踏上社会阶梯的开始。
八十年代后，香港经济起飞，加上大陆改革开放，工厂北移，香港转型至服务业，低技术男性开始失业。服务行业(如销售、款待)不要求大量体力，反着重语言、沟通、谈吐、仪表等，尤其适合女性，故女性率先在经济转型时被吸纳。不过，这时香港女性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社会仍以大家庭为主，香港人有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父母认为女性不需甚至不应读书，忽视女孩子的教育机会。
经济地位
直至香港经济起飞，不少香港人接受核心家庭的观念，加上政府开放更多教育机会，增加大学学额，女性有更多机会接受教育。而服务专业的发展，正好吸纳这批高学历女性，其工作机会，特别是任职高中层的机会，因教育普及而大增。今天香港女性的职场地位和收入，可比不少男性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正式确立，并不断提升中。
但另一方面，香港女性又受传统社会思想的拉扯，令其社会地位走到一个瓶颈位，难以突破。
无形天花板
第一种思想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想法，简单而言就是女性应以母职和家庭为重。当然，五六十年代那种“要太太出外工作是男人之耻”的极端想法早已不流行，但女主内的想法却令不少女性的事业封顶。
很多职业女性结婚生子后，都聘请外籍女佣照顾起居，令她们可以应付繁重的工作。但女佣对女性地位也是一把双刃剑，职业女性位高权重，在强调服务为先的香港有所发挥，地位大幅提高；但同时，她们在家庭岗位聘请女佣代理家庭工作，其实不自觉在巩固“女主内”的社会角色观念。当很多人大赞“女佣释放了香港女性劳动力”，其实同时暗示“家庭工作理应由女性担当”——职业女性牺牲了处于弱势的女性来提升自己的地位。
母职成为职场的一堵无形天花板。即使社会观念开放，男人兼任母职的比例远低，也未为社会普遍接受。事实上，不少女性都为照顾子女而放弃继续在职场爬升。更有说，很多男性高层都爱提拔女性，让他们担当自己的副手，就是看中女性最终会以母职为重，利用她们的能干但同时又对自己地位毫无威胁。换言之，女性仍然难掌握最大权力。这种情况也许是一种含蓄的“正向歧视”。
社会偏见
第二种固有思想是“出嫁是女人的成就”。中国以农立国，早婚以尽早生儿育女增加家庭生产力的观念一直残留于中华文化。即使女性经济地位提高，却还没有消除社会对女性在这方面的偏见。
近年，香港某电视台拍了多部关于“剩女”的真人秀和相关剧集，剩女、败犬、没女等标签成社会热议，这些标签都是指“到了一定年纪还未出嫁的女性”。当中有关“剩女”定义甚为刻薄无稽，成为社会特别是男性用来嘲笑女性的标签。例如，有人把二十五岁以上女孩界定为“剩女”、“中女”，毫无道理。
以香港为例，从前学位少，很多人在十八岁前已经工作，到二十五岁已有七至十年工作经验，约二十五岁结婚，经济条件和心智已趋成熟，极为合理。相反，今天教育机会多，大专学位大幅上升，待工作几年拥有一定经济能力时，必然是二十五岁之后的事，二十五岁怎可能被视为剩女、中女呢？当现代人的在学时间大幅延长，当教育越普及，人民接受教育的时间必然越长。一个人完成了中小学，已是十八岁，读完大学则是二十二三岁。全球发达国家皆是如此，故传统上较重视婚姻和家庭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男女的初婚年龄也推延到30岁以上。迟婚，只是现代化发展的正常结果。
当香港女性追求高学历，代价就是迟婚；当社会大呼女性地位提高时，同时又以“是否能及早出嫁”来断定女孩子的“成就”，衍生了“剩女”、“败女”等象征人生失败的标签。一方面，香港女性在职场上能顶半边天，充满自信，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投入工作未有结婚对象而感到自卑，矛盾重重。
“重男轻女”
第三种传统思想是“重男轻女”。香港是国际先进城市，很多香港人已摆脱“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但自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中国每日发出150个单程证配额供大陆人来港定居，香港对此并无审批权。十多年来，香港已累积一批大陆新移民，他们不少仍有强烈的“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传统观点，从而引伸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与香港的男女平等观念竞争、冲突。
另外，香港仍保留了丁屋政策。所谓丁屋政策，是殖民地政府于七十年代发展新界时，为安抚新界原居民而衍生的产物，政策让新界认可乡村的男性原住民，每人一生可申请一次于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三层、每层面积不超过700平方英尺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丁屋政策不断巩固男性特权，公然贬低女性地位，而新界的顽强势力令到这个政策难以消除。政策的存在，有助巩固男权至上的思想。
传统思想需通过连续的社会实践而形成和巩固，当一种行为是以“传统思想”来解释，就暗示那并非理性产物。以上种种社会及文化特质，令重男轻女的思想不断在香港实践，形成一种社教化，让思想不自觉渗入社会。香港受华人文化影响之深，要扭转这类阻碍女性地位继续爬升的传统思想，似乎并不容易。
政治实权
最能体现女性地位的指标，应该是政治实权。香港女性从政的情况又如何呢？
2012年，香港政府首长级人员中，女性占的比例为33.8%，当中女性出任最高职级的常任秘书长更占47%。三十年前，这种情况简直不敢想像，单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已不足支撑如此高职。女性担任高级公务员的比率大大提高，当然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佐证，但简单以此断定女性在政治上有极高地位，则未免太过简单。
殖民地政府遗下的公务员体制，是一支高效执行队伍，而不是政治领袖。这群公务员向来被标榜为政治中立、执行能力强和高效率，换言之，他们是协助当时的港督执行种种政府政策，他们最重要的特质是服从，贯彻执行上头的政策，很适合没有政治野心、追求安稳生活的人。
这种情况，跟前述“女性在职场上常当副手”的情况相似，因为当前香港政治体制是所谓的“政治问责制”，司局级官员均为行政长官委任，并随行政长官任期完结而离任。这群被委任的司局级官员才是政治首脑，常任秘书长只是公务员团体，职责是带领属下公务员执行问责局长的决策，是行政人员而非政治领袖，没有真正的政治实权。反观香港现任司局级官员，只有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是女性，其馀均是男性。所以，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女性当副手而未能掌握实权的现象颇为普遍。
“社运女神”
在香港，女性参政的主要渠道尚有立法会。由2008至2015年，女性立法会议员一直维持11个，佔18%。立法会约有一半议席通过直选产生，当中不乏女性参选，显然她们更能级纳女性选民，也反映香港在看待女性参政的问题上开放。近年坊间的社会运动，更出现不少女性面孔，多少个“社运女神”由此应运而生。早前“香港电视”(香港一个网路电视台)播放的剧集《选战》，更以第一个女性特首候选人为题，剧集令观众受落，可见香港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于女性参政持很开放的态度。
由此可以预测，如果香港推行全面直选，将出现更多女性政治人物，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将可更上层楼。可惜的是，在中共的“紧箍咒”下，香港2017年甚至以后的特首选举，誓必是一场有严格筛选的游戏，而立法会全面直选更是遥不可及。如果由中共筛选候选人，很难相信会有女性候选人能入闸参选特首，让其掌握香港最高政治权力。这可说是香港女性在政治上另一堵无形的天花板。(来源：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