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悲剧: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危机

还在报社时,我曾做过上海某协会某届主任委员,虽然从没参加过会议,但知道上海为了公共安全,在机场、车站、码头、广场、外滩、南京路及其他人流较大的公共区域,建立了良好的IT安防系统,监察、防护之密集,规格之高,除了北京,不知还有哪些地方能比。

世博会前,上海曾采购、上马大量安防设备。几年来的公共事件也刺激了安防概念。

那些抱怨上海相关部门缺乏IT技术防护公共危机的人,不清楚这方面其实很强,起码比你认为的水平要高些。在整个智能城市体系中,它们一直发挥着作用。

有人质疑外滩空间与基础设施,那就更有点苛刻了。那边空间挺大,视野开阔。死难者集中倒下的台阶处,并不那么陡。这方面不能以太完美的条件归责。

就是说,从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思考这个话题,不是没意义、事后诸葛,而是不在痛点。我甚至觉得,多年来,就是因为太依赖技术因素了,导致我们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出现大的问题。

根本上说,它还是一个意识、心理、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安全意识,确实欠缺很多。主要涉及两层:一是政府与相关机构方面公共安全认知僵化。二是大众、群体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安防系统,危机预判与管控,思维侧重“维稳”。它盯的对象,整体像是恶的力量,像盯防坏人,当然也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当然,学校、社区的安全教育,大多集中在地震、火灾、用电等等日常生活层面。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集中在大众或普通人群的意识与心理层面。当外界过于渲染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层因素反而被淡化了。

这里就有一种公共安全认知、意识的落差:维稳的逻辑,跟大众安全意识之间错离。我们习惯被行政、技术管控,习惯被管着,从而忽视了人群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无法化解各种威胁。

关于面向人群的维稳思维,太久远、也太成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就懂得。比如齐国的管仲不但雄才大略,也是驭民、维稳高手。桓公问他怎么管理百姓。他说,千万不要让他们大规模聚在一起,不要让四民杂处,否则其“言哤”,“举事易成”,应不易其处,其心安,不见异思迁,尽得祖辈家传风习,如此可维稳。

沉默的大多数,汇聚起来力量非常强大,权力维持的条件之一。就是大众力量的碎片化。中国人太多了,维稳一直是个难题。很多时候,暴力多多,就是维稳僵化到死,借此维护一个官僚机器。

管仲的维稳逻辑,跟我们说的公共安全有一定差异。但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旦大规模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内部就会互相激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决口,从原理上来说,不会有什么根本不同。

人聚在一起,没有空间距离,心理与情绪对抗很直接,中心点的压力当然最大,外围不明就里,就被无意识地刺激着,卷入其中,形成更大的压力。就像飓风的形成原理。那种逐渐旋转的裹挟、情绪传染力量,十分可怕。

多年前,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人在拥挤的火车上发疯,周围人的情绪也出现疯狂。也听到过有女子在车上抛钱。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里,人的心理会变异。就算开阔的空间,人多了,情绪也会变异。

很多人应该有类似体验。你总觉得自己日常生活里很理性、很清醒,但在一个群体氛围里,你容易疯狂。我是个伪球迷,曾在现场看过两场球,第一次看就被周围疯狂情绪感染,站起来跟着高喊好球好球,一度还想冲到球场中央。事后总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SB。

随机、偶然,单位时间内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就像一行车辆过桥,很容易出现一种共振现象,核心区域稍微一刺激,桥就可能断掉,人群就可能要疯了。

人群里就藏着这种可怕的力量。那些在死难者身上留下脚印的人,他难道不知道脚下的惨剧吗?他肯定知道。但前几分钟,他也只是无意识的人,等到他留下脚印的时候,已是无法自主,更大的威胁在他身后,那就是一股庞大的无意识的力量。

而且,人多的地方,捣糨糊的也就多。许多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人就喜欢在一个群体里起哄,越是异质的群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疯狂的行为,它很快就会引发效仿或对抗。也不能排除有真正的坏人,在现场故意诱发情绪。

面对一个百万人群,什么远程监督、临时落地的预警,都不会真有用。数量有限的警察,如果临时强力干预,甚至都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引发人群更加疯狂。

单从技术层面尤其是所谓大数据角度思考外滩悲剧,虽不能完全说事后诸葛,但它真正能发挥效应,可能更多只在事前预防环节,不能真正解决一个随机形成的庞大群体隐含的危机。

有的业内人士说,后台大数据系统,可以给警察、给每个用手机的人发出预警信息,让他们随时查看人群聚集的情况,随时退场,离开风险区域,我觉得这太理想主义了。

后台早就是可以监控的,外滩那么多人,你以为警察方面连这层安防都不知道吗?但除非你将跨年活动做成一个有序项目,进场退场都有秩序,跟看演唱会一样,甚至凭票进出。但是,面对一个随机形成的大规模人群,上面的技术手段是很可笑的。

类似的管控,在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区域,也不可行。即便技术可行,也不会合乎社会伦理,把大众管得像羊群一样,比1984里描绘得更可怕,会侵犯个人权利,违背人性。

你不能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架精密的机器。人不是机器。被技术、基础设施轻松转移的公共危机,会朝人的心理层面集中。当它与一个大规模人群结合后,隐含的力量更深更重。维稳思维下的公共安全意识,已是僵化世界。当很多人卖弄技术路径的时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僵化思维。

政府与相关机构对于公共安全的认识,需要拓展到大众心理层面,既要尊重大众聚集、庆祝节日的心理诉求,又要引导大众自身意识到,群体聚集容易触发的情绪难题、心理危机。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教育。

有些问题,哪怕设身处地的体验,都是可以预见的。每逢节假日,学校、企业或相关部门都会呼吁注意假日安全,大都是企业、学校、政府里面的安全防护,关好电,检查消防设施等等,教育小孩假期不要到水边云云。

唯独缺少心理与公共安全意识的心理教育,比如到公共场合,如何有秩序,如何提前发现人群聚集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哪些危机信号,避免潜在的威胁与灾难。

节假日是人群心理放松的时刻。几年来,我们国家假日办,费尽心机,设计出那么多精密、精明的假期,大都从经济平衡发展、维稳的角度出发,把无数的中国心理搞得疲惫不堪,搞出那么多请假、假期攻略,我觉得已经是病态甚至变态的现象。它导致大众的心理、情绪释放越来越趋同,形成一种决口之势。前几天,又有什么专家说,中国假日办2013年以来设计的放假制度,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同步,影响了中国金融秩序,必须改变。

可笑,你从来就没有从大众生存、心理、幸福指数、渗透在骨子里的公共安全意识方面考虑过。当无数的大众碰到一个集中的假期,就像碰到了人生难以一遇的机会时,那种疯狂的汇聚里,就容易引发巨大的危机。节假日就是中国大众情绪、心理危机释放的窗口。

这种危机完全是不太合乎情理、不开放、不尊重人的机制形成的。它强化了僵化的公共安全思维,而大众也在这种情境中,失去了危机意识,变得比以往更加歇斯底里。化解它的方法,不是什么大数据,而是建立在开放精神、教育人、尊重人的文明指引上。(文/王如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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