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坏了,社会溃烂

在德国旅行时,我不认识的人,迎面而来会友善地点头打招呼,人们大多脸上挂着和气的表情,而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我感到的是,人们的脸上挂着提防的冷漠。“相由心生”,我认为,之所以大陆人会是这样一副嘴脸,是因为人心坏了。

人心坏了是看似抽象,其实又非常真实的社会景象,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不和谐,人与自然不和谐。人与人不和谐,处在“丛林法则”之下,“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他人即地狱”,什么古道热肠都是书上的记载,时时处处都处于高度紧张戒备状态。它具体地表现在城市邻居之间互不认识,老死不相往来;路上老人摔倒,无人搀扶,不敢搀扶;家里装了安全防盗门、防盗窗,仍然觉得不放心;无论带钱包、小孩出去,时刻都担心被偷了、拐走了……,受了伤害之后又以恶报恶,互害加深。人心坏了,社会由此溃烂。

人与自然不和谐也是举目四望皆然,空气让人不敢放心呼吸,水让人不敢放心喝,食物让人敢放心吃……在环境污染因素诱导下,大陆各种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持续走高态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指出,大气污染以及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与肺癌之间的正向关联性,目前已得到国内外诸多专家和权威组织的证实。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预计到2025年,中国大陆仅肺癌病人将达到100万,成为世界第一肺癌大国。

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的不和谐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但一个社会中人与人普遍紧张不和谐,定然不是个人力量可为,一定是整社会运行机制出了问题;一个人与一个小的自然环境紧张不和谐,也可以通过个人行为的调节来解决,但一个社会中人与自然普遍紧张不和谐,一定有制度性的原因。这个制度性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原因,我认为,是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偏离了邓小平“两手抓两手硬”的主张,即忽视了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忘精神文明建设,两样同等重要,导致人们对于美好道德的信仰缺失。

邓小平的经其实是好经,但念经的和尚是歪嘴,或者说故意念歪,或者说在现行制度下想不念歪都不行。比如在“唯GDP论”下,即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各级政府抓经济拼尽全力,道德建设并不像GDP那样可以量化,有具体的考核指标,敷衍应付,“一手硬一手软”,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问题,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人心坏了,只讲利益,不讲其余;越应该讲道德的人,越不讲道德,示范极差。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在极大地推动法制建设,而法制建设客观上有利于全民道德的提高。因为人是经济理性的人,严刑峻法能增加不道德、违法成本,减少人们不道德的行为,让人“不敢不道德”,但是,法治并不能解决人们“不想不道德”的问题。仅仅出于对法律的恐惧而不做不道德的、违法的事,并不是真正地信仰道德,也不是真正地信仰法治,更不是真正地人心好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没有法治保障,道德正义无从兑现;道德缺失,法律施行也难于奏效,缺腿的人是走不好路的。

回头看,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阵子,全社会都批判“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我不赞同不问青红皂白的批判人们出于经济理性人的发财行为,正当逐利没有任何可指责的。但是,简单地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丛林法则,简单地适用优胜劣汰,就将人退化为兽,将人性还原为兽性了。市场经济固然要讲竞争,但绝不是弱肉强食,在竞争中失败的个人并没有被吃掉,失败的公司解散了,一个群体也没有灭绝,他们会被市场配置到其他方面,他们在那里也许会发挥更大的效益,活得更好。但这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大陆社会深入人心,深入骨髓。

也许,人心坏了并不是市场经济给弄成的,而是在文革甚至更远的时候就弄坏了。比如文革时期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将亲情、友情、爱情都撕得鲜血淋漓,夫妻、父子、情侣为了政治可以“划清界限”、反目成仇、倒打一钯,这些险恶早就将人变成了兽,转到市场经济,那一套你死我活的斗争法则被娴熟地运用竞争之中,也是传承有方。

只是,退化为兽,活在勾心斗角、他人即地狱,以及出门“吸毒”,进门“吃毒”的生活中,人终究没有人的安全和幸福,就算手里有钱了,就算生活、婚姻、教育等等如股权投资一样,签订厚厚的法律合同,也不能睡上一个安稳觉,因为人们总能想办法钻空子、找漏洞、规避和架空各种法律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亚当斯密一面在《国富论》里欢呼市场,一面在《道德情操论》里呼唤道德,这仿佛是人的左右心房,任一个坏了,心就坏了。(来源: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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