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太华刚刚在一份国际人工智能安全宣言上签了字。这份由法国主导的《巴黎人工智能安全与安全呼吁》承诺推动各国政府与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加强信息共享，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以标记“严重的网络与人工智能控制事件”。签署方包括加拿大、法国、芬兰、挪威、荷兰、巴林六国政府，以及OpenAI、Anthropic、微软、Mistral AI和加拿大本土的Cohere等十家企业。
宣言在纸面上颇具雄心：各方同意建立前沿模型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共同框架，发布标准化格式的非敏感评估结果并建立公开存储库；确认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所有行为体的“责任与问责”原则；开发者在必要时须实施“失效保护机制”以关停其控制范围内的模型运行。对于担忧人工智能失控风险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条款指向了正确的方向。
问题在于，这份宣言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渥太华大学法律、技术与社学会中心主任Florian Martin-Bariteau(弗洛里安·马丁-巴里托)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如果没有任何牙齿，如果没有人员去做后续跟进、没有监管者，它永远不会起作用。因为以前就没起过作用。”他指向的是加拿大人工智能治理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政府倾向于发布自愿性框架和原则声明，却迟迟不兑现具有执行力的立法。
这一判断有事实支撑。加拿大早在2023年就推出了《高级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负责任开发与管理自愿行为准则》，目前有46家签署方。2026年9月，人工智能部长Evan Solomon(埃文·所罗门)又宣布了一份《负责任数据中心开发原则》，23家超大规模企业签字，但该框架“不包含具体的、有约束力的定义，也没有任何相关处罚”。所罗门本人当时表示，联邦政府的意图只是制定一个基本框架，省级监管机构可以制定“更具立法牙齿”的规则。
卡尼政府的人工智能议程呈现出明显的双重节奏。一方面，2026年6月发布的“全民人工智能”国家战略承诺注入近2,000亿加元经济增量，创造25万个相关就业岗位，并设立了到2034年让60%加拿大企业采用人工智能的目标。联邦政府还向Cohere承诺了高达16亿加元的股权投资，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对单一私营科技公司前所未有的直接注资。另一方面，卡尼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将“引入新的立法、法规和标准”来保护数据与隐私，扩大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研究能力，并承诺在G7峰会上推动儿童安全标准。但这些立法承诺的具体时间表和内容，截至目前仍不清晰。
马丁-巴里托的批评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治理困境。国际宣言的价值在于信号传递和议程设定，它告诉企业和公众政府关注什么、重视什么。但当信号反复出现而执行力持续缺位时，自愿性承诺就可能从治理工具退化为治理替代品——一种让政府得以宣称“正在行动”而无需承担监管成本的姿态。对于前沿人工智能这样发展速度远超立法周期的领域，这种替代的代价尤为高昂。
巴黎宣言本身并非毫无意义。标准化评估结果的公开存储库若真能落地，至少可以让外界得以比较不同模型的风险画像，穿透企业自行发布的模糊警告。开发者承诺的关停机制和独立评估准入，也为未来更具约束力的国际安排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但正如宣言签署方自己承认的，“没有任何单一行为体——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国际组织——能够独自管理所有这些风险”。集体责任的前提，是每个参与者都愿意把承诺转化为可执行的规则。
加拿大在这条路上的下一步，不是再签一份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