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立法会几乎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香港政府近日以保护隐私为由向立法会递交议案,试图限制公众查阅商业公司所有者及董事身份的详细信息。通过公司注册处查阅工商信息的制度已在香港存在数十年,曾帮助公众了解中国权贵家族的财富,曝光腐败,并协助维护劳工权益。香港当局曾在近十年前推出限制获取信息的计划,但因巨大争议而被搁置,近日重推再度引发分歧。批评人士认为,此举将限制信息流通,保护政治人物和商业权贵的利益,或令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之都成为贪污、诈骗的温床。
“受保护资料”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3月底向立法会提交了议案,建议即时限制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并分阶段加强限制措施。议案提出,公司注册文件中的董事、秘书及其他相关人士的身份识别号码和常住地址属于“受保护资料”,应该予以隐藏。鉴于目前立法会中已经几乎没有反对派,该议案预计将顺利通过。
议案通过后,公司登记册上将只显示董事通讯地址和部份身份标识号码,不提供常住地址和完整的身分识别号码。这项议案如果通过,从明年10月起,如果新提交的文件涉及“受保护资料”, 公司注册处将不提供公众查阅;2023年12月后以后,对于以往必须提交给公司注册处的常住地址、完整身分识别号码等数据,公司可以主动隐藏。
公司查册与丑闻揭露
香港的公司查册常被用于媒体机构核实信息或展开相关调查,尤其在报道涉及房产交易、违法公司、高官商家利益冲突等事件时。一些公司的所有者可能经中介机构注册为股东,来模糊真正的所有权,但仍然会留下书面痕迹,有时可以通过调查得到澄清。香港记者协会3月底发声明指出,一些关乎重大公众利益的报道,包括香港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冯永业换楼丑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任之初的僭建丑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被揭发在新界东北囤地、涉嫌与太太经营劏房等,均是传媒通过公司查册等方式揭露。《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世界各地的记者也曾利用香港登记的数据来揭示全球资金流动轨迹、统计中国领导人家属的资产,并揭露电信巨头华为涉嫌与伊朗进行违反制裁的交易。
隐私保障与信息流通之争
香港财库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近年香港社会上有人将个人资料“武器化”,以“起底”的方式伤害他人,因此有责任“堵塞漏洞”。他引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的数据,称2019年6月至2020年年底共处理了超过5,400宗有关“起底”个案,认为问题相当严重。议案通过后,有关公司董事常住地址及完全身份号码将只限“指明人士”查阅,并须获得法庭或公司注册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指明人士”的名单并不包括记者。
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称新措施将传媒排除在外,严重阻碍信息流通,削弱新闻自由。依照新安排,记者可调查的途径将大幅减少,传媒将再难以揭露真相。调查上市公司多年的独立股评人 David Webb指出,完整的身份证号码是获悉公司董事身份的唯一途径,如果容许董事隐藏身份资料,将削弱研究者和记者的调查工作,甚至进而导致贪污、诈骗等罪案发生。
不过,香港特首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需要保障个人私隐,而公共名册的存在已是一种平衡,就算是记者,也没有特权获得信息。香港当局近几个月以来多番限制查册途径。香港电台一档著名专题节目《铿锵集》去年曾就抗议运动中发生在元朗的争议事件展开调查,其编导蔡玉玲因登入车辆登记系统查询车主资料,遭警方怀疑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该案目前尚待裁决。
劳工权益
除媒体之外,其他领域也可能受到影响。香港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指出,公司查册是介入劳资纠纷、帮助雇员时常用的工具。他解释,当劳工遭遇拖欠工资或需追诉赔偿,工会可透过查册确认董事是否拥有其他公司,或有无转移资产。蒙兆达担忧,如果当局封杀公司查册,欠薪雇主或可否认拥有其他公司,逃避谴责责任,令劳工求助无门。
另外,在审计、税务、尽职审查等工作中,查册也是必需程序。会计师需要通过查询完整身份证号码和地址,复核被查人的真正身份,确认人物及公司的关系。香港会计师公会长郑中正对香港媒体表示,如果收紧查册,业界需花更多时间,经额外工序,才可获取足够数据完成工作,令工作效率大减,也有可能因程序问题而影响进程。(转载自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