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董达荣先生自传体小说《肖像！肖像在纽约》有感
在艺术史的宏大叙事中，人们习惯于仰望那些悬挂在美术馆艺术博物馆大厅的杰作，却鲜少关注创造这些杰作的双手如何在生活的夹缝中求生存。董达荣的自传体小说《肖像！肖像在纽约》以粗旷而真诚的笔触，填补了这一叙事空白，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艺术家在纽约街头用炭精条开拓生存空间的壮阔图景，转化为一部关于离散、韧性与文化碰撞的视觉史诗。
作为一位在国内已有一定艺术地位的版画家，董达荣的创作转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从木刻刀到鼠标，从版材到键盘，最终从视觉语言跨越到文字叙事。这种媒介的转换并非简单的职业转型，而是一种生存策略的延伸。作者在序言中坦言”运用绘画创作的技巧来写作”，这种跨媒介的创作方法赋予了文本独特的视觉质感。当他描写时代广场的肖像画市场时，文字呈现出木刻般的锐利线条；当刻画小叶、”刁滑头”等人物时，又仿佛综合版画般层层叠印出人性的复杂肌理。这种”绘画性写作”使小说获得了双重艺术维度——既是文字构建的叙事空间，又是视觉思维投射的精神图景。
小说核心情节围绕纽约时代广场中国肖像画市场的兴衰展开，这一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符号张力的文化场域。时代广场作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象征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巅峰，而董大勇们却在这片光怪陆离的赛博景观中，用最传统的炭精肖像开辟出游客心中的愿景。警察的驱赶与画家的周旋构成了一场微型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些短暂完成的肖像画成了流动的领土标记，每一次摆摊都是对公共空间使用权的主张。这种”街头创作”颠覆了艺术生产的传统逻辑——不是先有工作室再有作品，而是必须先在街头争得一席之地，创作行为才得以可行。
董达荣通过自传体叙事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流徙美学”。与典型移民叙事中的文化休克不同，画家们携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一整套视觉语言和创作技艺。当董大勇在中央公园第一次支起画架时，他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跨文化的视觉谈判——如何用中国美术学院的造型训练满足西方观众的审美期待。小说中那些被精心描摹的游客面孔，成为了文化转译的中介媒体，每一道炭精线条都是两种美学传统的妥协与融合。这种创造性适应过程，远比语言学习更能体现移民的文化韧性。
格林威治村画肖像留影(1984, 纽约)
与教授在课堂上留影(1984, 纽约)
在人物塑造上，作者运用版画家的观察力，以简练的文学线条勾勒出海外艺术家的众生相。挚友章旭霖的无私、黄津的商业敏锐、”刁滑头”的市侩狡黠，这些形象如同组画般排列在叙事的长廊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没有将街头画家浪漫化为波西米亚式的艺术殉道者，而是确凿展现了他们的坚韧与挣扎。当警察将画家们驱赶进监狱时，小说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艺术自由始终受制于城市治理的规训权力。这种对”精致流浪汉”生存境遇的复杂呈现，超越了简单的移民赞美诗，构成了对”美国梦”叙事的祛魅。
作为历史回顾，这部小说保存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自费留学生的集体记忆。董达荣笔下那些打杂、送外卖的片段，与时代广场的创作场景形成强烈反差，恰恰折射出八十年代出国潮的特殊性——这些”四零后”既不同于早期的政治难民，也不同于后来的留学精英，他们带着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烙印，却在个人主义的西方街头单打独斗。后记中提到全家在多伦多、纽奥良乃至欧洲各地继续肖像创作的经历，暗示这种流动性已成为新一代华人艺术家另一种的生存形态。
旅游画肖像影像(1999, 纽奥良)
参加在公园举办展会画肖像影像(2008, 安大略省)
《肖像！肖像在纽约》的文学价值恰在于其”非专业写作”带来的叙事新鲜感。没有传统文学训练的束缚，董达荣的文字反而获得了一种直击本质的力量。当他描写如何在二十分钟内捕捉一位游客的形神特征时，那些文字本身就像肖像般准确传神；当回忆与警察周旋的场景时，叙事节奏又呈现出电影分镜般的紧张感。这种由视觉思维转化的文学表达，为华语移民写作提供了新的美学可能。让编者发自内心的感叹，这本书开启一个全新的世界！
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重温八十年代这批艺术移民的开拓历程别具启示。董达荣们用炭精条在纽约街头划下的每一道线条，都是对文化边界的一次试探；那些惟妙惟肖的肖像画，成为了离散体验的物质见证。当作者在后记中悼念因新冠去世的挚友章学林时，这部小说最终超越了个体记忆，升华为那一代人跨越世纪、大陆与文化的精神肖像——在流徙中创作，在创作中扎根，用方寸画纸构筑抵抗遗忘的永恒疆域。
参加加拿大国家博览会合家画肖像影像(2015, 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