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人街找寻五彩大拉皮

长周末,和爱人开车去距多伦多一百多里外的小镇转了一天。早晨与中午,除了土豆条儿、汉堡,没有好好吃顿像样的饭。 傍晚了,想找一家中国餐馆,安慰安慰开始闹情绪的胃。此时的胃,扭动着褶皱的身子,正发出吱吱哇哇的怪叫声。

一条街一条巷子地转,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橱窗里有中国菜单儿的餐馆儿。眼神似探照灯,从上到下,由左至右扫过去扫过来。广东炒面、香港炒米粉……沮丧地把眉头蹙成了核桃皮。象一个如饥似渴想吃那一口的孕妇,我在寻找地道的东北菜,特别是五彩大拉皮。

“走, 回多伦多。”我对爱人说。那里,至少能找到向样一点的中餐馆,比如,能拌出正宗五彩大拉皮的餐馆。这样说着,车头转向了多伦多。

多伦多的唐人街,街道狭窄且凌乱,充斥着破破烂烂的店铺和形形色色的人。有想看看中国的猎奇老外;有各种肤色的人,寻找着便宜蔬菜和日用品;有寻找乡音乡味的中国人;有忠贞不渝、满脸虔诚地为xx功奔走发传单的父老乡亲,不知道多少次被他们拦住,被劝说退党退团。但只要你目光直视前方,步履坚定前行,也没有人纠缠你。

唐人街,是一个我曾经对所有老外说,那不是中国真正的样子。那只是有很多中国人,很多中国东西的地方。初来加拿大,我曾经有意同唐人街拉远距离,似乎拉得越远越好。 远了,彰显了我独立于它的能力; 远了,突出了我这颗连根拔起的大树,植入了另一片土壤,没有凋零,反而根深叶茂。远了,模糊了我这滴水,它已经融入西方世界的河流中。

然而,就是这个唐人街,十几年下来却成了给我点穴的神医。我在这里找寻我要看的中国电影;我在这里嗅着我熟悉的饭菜飘香;我在这里,感受用中文点菜的痛快劲儿。在这里,饭店里说着中国话的服务员都能让我紧绷绷的心松弛下来。这里有家的感觉!

还是那间阴乎乎的东北风味饭店,它藏在花花绿绿的铺子中间,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店里光线暗淡,油腻腻的几张桌子上摆着酱油醋和辣椒油瓶儿。一个硕大的电视挂在前台的右上方。频道播放的永远是中央电视新闻。走进去了,被服务生安排到靠墙两人座位。 “可以坐中间宽敞一点的桌子吗?”我问。“中间的给来多人的,你们两个人, 就坐这里吧。”我们坐下了,开始看菜谱。五彩拉皮、拌肘花、长豆角炖茄子、韭菜盒子、炸酱面、酸菜粉条白肉……服务生写着写着说,你们还是坐到那边四人座位来,因为菜多,小桌子放不下。我们换到了地中间的大桌子旁,正对大电视。菜一一上来了,满桌子不像是就我们两个人吃,服务生开始对我们笑嘻嘻的。

正前方悬挂着的大电视正播放着中国北京大雨过后,领导人的讲话,万众一心减少损失……镜头切换,一大帮人怎么都穿着黑衣服,还有人致悼词,我怎么那么熟悉这个人,是习近平,嘿呀,一定是大人物出事了,不然他怎么出来了?紧紧盯着电视屏幕, 啊,原来是丁关根去世了。丁关根在中央是第几把手?什么位置来着? 我想啊想,想不出来。我知道他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我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不,不,我是不是把他和吴邦国混了?我的脑海里切换着他们两个人的图像,总结道,我是把吴邦国的脸安在了丁关根身上。可离世的是丁关根,我就说什么也想不出他长什么样,是什么职务了。

电视又切换到了马群在暴雨后趟过河水的镜头,万马奔腾的场面出现了。鳄鱼也在马群中。马多,黑压压的,鳄鱼花了眼,不知道抓哪一个。一些小马竟然从鳄鱼身体上跳跃过去,游向对岸。终于有倒霉的马,身强力壮却被鳄鱼死死咬住了身体。马群仍然在泛滥的河水中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地向前,向前。这条被死死咬住的马在泥水中不能动,它挣扎着把头挺出水面。鳄鱼使足力气拖着它往水下拉,象要淹死它。

马群飞奔着消失了,那头被咬住的一头还在折腾着……

岸上静了下来,是死一样的沉寂。水面连一丝波纹都没有。该死,此时,它还摆出了一幅泰晤士河般的高雅与平和。

一头高大的马没有离去,它不停看着河水,来回前后走动着。它能做什么?那头被擒住的马一定是他的孩子或者伴侣。它有感情吗?劫后余生,却眼睁睁失去了自己的骨肉。它最终还是跑着,去追上马群。

镜头又切换了,中央电视台的董卿在主持节目,她拿着话筒端庄到没有一丝一毫细节的破绽, 好象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时候,我的耳朵聋了,全然不知道她在主持什么,说着什么。我开始吃韭菜盒子里的陷儿,那雪白的鸡蛋和碧绿韭菜合成的馅儿真对口味。

移民到国外的人必须永远乐观。象那些奔跑中的马,向前奔,向前奔,不然就是危险就是沼泽。奔跑中,不能滞留不能回望,哪怕这场奔跑拖起的离愁别绪如钢铁般沉重;哪怕这场奔跑是场生离永别;哪怕……

这无畏的马群如果会思考一定能写出对联,横批,勇往直前;左联,披荆,右联, 斩棘。也许,过程、激情向往别样的风景,渴望改变,经历挑战与刺激的过程,是人们想要的。(文/徐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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