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税负水平是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定、提供民生基础设施的必要手段。然而近期，中国却掀起了一场关于“死亡税率”的争论。有财政学者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 也有企业家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高35%，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税务局也就宏观税负水平、税负结构和完善宏观税负机制做出了解释。那么是否存在所谓“死亡税率”或者其他影响企业生存的 “临界税率”呢？
临界税率的影响因素
企业经营和盈利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市场环境、生产成本、资金成本、创新和管理能力等，税收是影响企业净利润的众多因素之一，如果将企业的退出完全归因于税收，显然是有偏颇的，“死亡税率”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税收的影响。
但同时也需要关注税收成本的增加会降低厂商的盈利能力，有效供给随着税收成本的提高而降低。过高的赋税成本会使得造成实业经营困难，当税收达到某一个值时，厂商的净利润可能接近于零。如果再提高税率，厂商就有可能退出生产，有效供给迅速降为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将这个税率定义为“临界税率”。
如图所示，当厂商税收成本小于“临界税率t0”时，有效供给随着税收成本的增加而减少；当厂商税收成本增加到高于“临界税率t0”时，则有效供给断崖式下滑，降为零。
如果将企业经营活动看做一个供需结构、生产成本、市场格局等都不发生变化的静态过程，税负对于企业的影响也是相对固定的，临界税率会稳定某一点t0。但事实上，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供需格局、劳动成本、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临界税率也会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左右移动。
在经济景气上升，或劳动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企业对于税收的承受能力也会相应提升，临界税率会向右移动。反之，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或生产成本、经营成本大幅提升的情况，企业对于税收的承受能力会下降，临界税率向左移动。
对于厂商而言，即使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因素导致“临界税率”向左移动，超过企业的承受范围内，厂商不愿意再增加投资或者生产。在开放条件下，厂商会选择向税率较低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搬迁。
中国税负是否接近了“临界税率”
近几年，中国出台了结构性减税降负的措施，部分企业的税负得到了一定改善。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国内生产总值从2010年10.6%的高速增长下降到2016年的6.7%，企业经营受到宏观经济景气向下的压力，利润空间有所收窄。同时，企业经营的人工成本、融资成本、土地成本近几年也出现了大幅上涨，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
以融资成本为例，2010年10月，为了应对物价上涨，中国央行开始多次加息，一直延续到2011年7月。期间，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从2.5%，上升到2011年底的5.3%，提高了一倍多，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迅速上升。在2013年的“钱荒”时期，隔夜头寸拆借利率飙升578个基点，达到13.44%，各期限资金利率全线大涨，实体经济出现了严重资本供给短缺，企业的融资成本又一次被显著抬高。
由于这些非税收因素的影响，使得“临界税率”逐渐向左移动，企业所能承受的“临界税率”不断下降。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额从2010年的2456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8173亿元，增长了2倍多。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小微企业税收政策研究报告》，“伴随着经营环境的日渐恶劣、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亏损小微企业比重由2013年的6.2%飙升至到2015年第二季度的26.2%。盈利的小微企业占比也从78.2%下降至49.0%。”
对于大企业来说，税收负担也相对沉重，以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的石化行业为例，2015年，石化行业整体主营业务收入12.74万亿元，下降6.1%；利润总额6265.2亿元，下降 18.3%；但是上缴税金达到1.03万亿元，基本与上年持平。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高税负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沉重负担。高额税收成本不但造成大量企业经营困难，乃至亏损，同时还迫使福耀玻璃等民营企业为了规避税收而将工厂迁往美国。中国目前的税负已经接近了企业所能承受的“临界税率”水平。
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7.3万亿增加到2016年的13万亿，在税率没有明显降低的情况下，总体来看税基还是扩大了，适当在减税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对于提升企业投资意愿，帮助企业渡过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有益的。
减税不是西方的专利
任何一个经济的税率接近“临界税率”之后，都会对经济产生压制作用。以美国为例，1932年11月，罗斯福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上台以后，在税收方面做出了增税的决定。罗斯福去世以后，高税率政策仍然得以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高税负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压制效应已经非常明显，失业率一度高达7.1%。1981年美国联邦通过的经济复苏税法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等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法案主要包括一系列的全面减税措施，包括通过三年将个人所得税率降低23%，将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将最低税率从14%降到11%。1982年到1983年，里根全面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同时减免企业税，主要对企业投资给予纳税优惠，并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此外，还降低了小公司的利润税率。
在减税等政策刺激下，美国经济于1983年开始复苏。1983年8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连续上升了9个月，已十分接近危机前的高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82年的负增长迅速上升到1983年全年增长了4.6%，其中1983年四季度经济增长水平高达7.83%。
当然，减税促增长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在中国古代，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在统一天下不久，即定下了“轻田租”的制度，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又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到了文帝十三年，更是全免了田租，长达十三年之久。农民的税负比秦朝大大减轻了，而且保持了相对长的一段时间，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在推动期间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的，隋王朝的税负较重，唐初推行了“租庸调”的赋税制度，税负较轻，让农民可以休养生息，同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轻徭薄赋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促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放水养鱼”提升经济持久动力
2016年以来，中国的减税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5,600亿元。据了解，2016年增加的5,600亿赤字，其初衷主要用来给企业减税降费，但执行到2016年底，并无明显证据表明中国企业的税费有明显降低。
李克强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为企业减免税负可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是‘放水养鱼’，长久来看是在涵养税源。”但是如果仅是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着了火的柴草，杯水车薪不仅难以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为经济培养新供给新动能，反而还会从心理上改变企业家对于未来企业发展的预期，经济可能再次面临下行风险。越是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在减税政策的制定中，还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未来几年内持续适度扩大减税力度。不仅仅在一些小税种上减税，还可以考虑从企业负担最重的所得税、增值税等大税种入手，实施全面、普遍、大力度的减税措施。2016年中国税收收入约11.6万亿，占GDP的15.7%，2016年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88万亿。如果减税10%，则企业的利润增加1.16万亿，相当于企业利润总额提高16.9%。伴随着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的明显上升，投资意愿自然也会提高，进而释放供给潜力，创造有效需求。
而对于因减税所造成的中国政府的财政缺口，可以通过发行等量的国债予以弥补。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在经济低迷时减税，在未来经济过热、有通货膨胀风险时偿还，把未来经济景气或过热阶段的资源提前到目前经济低迷阶段使用，不仅有利于当前经济企稳回升，也有利于避免下一轮经济过热的发生，是熨平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2016年财政赤字目标21,800亿元计算，2016年中国GDP为74.4万亿元，赤字率在3%左右，这是债务增量，从债务余额来看，中国政府负债率还远低于60%的水平，适当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对中国而言是可行的。同时，在中国居民的货币资产缺乏足够可选投向的背景下，发行国债还可以有效吸纳社会闲置资金，增加居民闲置资金的投资回报。
2017年中国正处于结构性转型攻坚克难阶段，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税收，就会有千万家企业扭亏为盈、焕发出勃勃生机，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持久的增长动力。(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