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由儿童步入少年期，那时学习任务极轻，生活条件奇差，文化活动异常单调，好在县上的电影院离家不远，经常晚上想尽了办法混进影院，看那些唱段全会唱的几部样板戏电影，能一字不差背下台词的《南征北战》、《地道站》、《地雷战》……等几部黑白影片，电影片子虽少，可天天晚上都在放映，借看电影，一帮同龄伙伴有了玩耍的平台，这给我的少年时代增添了些许快乐和童年的记忆。
我是改革招生制度后的首届师范生，那年十七岁，正值拨乱反正年代，许多文革禁映的影片又能公开放映了，这让我大开眼界，世上有这么多好看的电影，竟然一到晚上只要有没看过的影片，就蠢蠢欲动，不想上晚自习了，这样以来晚自习缺席就成常事，更严重的是晚上看完电影，老沉浸在电影里情境中，晚上睡不好，白天上课头脑里仍是电影中的画面里。我们那一级的同学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晚自习下了不到熄灯时，教室里仍然坐得满满的都在学习，我却偷着跑去看电影，第一次数学章节测试只考了51分。班主任把我叫去谈了话，对我经常缺席晚自习进行了批评，我也开始认识到对学习不专心的严重性，曾下决心只在周末去电影院。
可不久，电影院放映解禁影片《刘三姐》，班上王同学下午旷课去看了这部片子，吃晚饭时他对我说：“晚上我请你去看电影《刘三姐》，电影票我都买好了，下午我已经看了一场，好看得很。”我说：“晚自习咋办？不想为看电影让班主任再批评我了。”他说：“这么好看的电影挨批评也值。”我没能经受住电影的诱惑，冒着挨批评的风险又缺席了晚自习。影片确实好看，却果然被班主任发现了，不仅挨了批评还让我写了检讨。王同学不仅仅是把老师的批评当作耳边风，而且从第二天开始旷课，一场又一场地去看《刘三姐》这部片子，只到影院改换别的片子为止。从此，他不再看电影了，可也无心学习，上课也不听讲，就在笔记本上抄写《刘三姐》电影中的唱段的词曲，下课口里哼着这些词曲。当时资讯闭塞，他开始关注刘三姐的主演黄婉秋，四处写信打探，见了同学就汇报探知到的黄婉秋近况以及“文革”期问的遭遇。我们感觉他精神上已出现了问题，都不愿意与他往来了，他整天神神叨叨的，都知道是他看了电影《刘三姐》所致的，这对我有了较大的触动。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我就很少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了。那时，男人们以戴军帽为时尚，不仅冬天戴，春天也军帽不离头。我来市上读书时，退伍不久的大姐夫送了我一顶军帽，那是一个七零式军帽，面料为的确良。当时社会上的小混混很多，“流行”抢军帽，走在大街、小巷上，稍不留神，头上的军帽就被他们抢去了，很难讨要回来，这样的小事又无法报警，只能自己生一会儿气，给朋友、家人说说。一个周末，班里几个同学一起到电影院看解禁影片《大浪淘沙》，散场后出了影院，刚上街道，一个小混混把我那顶心爱的军帽抢去了，我与几个同学去追赶抢军帽的人，街上人还很多，追了一段路后，他见我们人多，就把军帽扔在地上跑了，我们捡起军帽也就不再追他了。
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下学校，乡上电站太小，电压低，电灯亮着还得用上煤油罩子灯给学生上晚自习，乡上有个流动放映队，一两月能放一次露天电影，看这种电影不是太冷就是太热，画面质量、音响效果都不好，我很少去看露场电影，几周能回一次家，偶尔进一次县上的电影院，去看场新拍出的影片，看电影的时候很少了。
又过了三年，我考入省城一所高校，电现已经普及了，《霍元甲》、《排球女将》在热播，周未晚上看电视。离校门口二百米外有一处工人文化宫，内设一个大电影院，门口挂满了电影海报，每次从那路过，都要流览一下巨幅大海报，可从未买票进去看过，也是一个周未，那晚放映得是刚拍的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人生》，我去买了两张票请同学看电影，我买票时，同学就在那门口买了一角钱一包的两小包瓜子，包瓜子是用一张废书纸叠成三角形包着的，进了影院按票上的座位号就坐，刚坐下电影就开演了，同学递给了我一包瓜子，我们两人一边看电影边嗑着瓜子，只一会儿时间，一位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走到我俩旁边，用电光指着我俩，用浓厚的关中方言，严厉说：“你俩跟我出来！”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乖乖地跟着他出来了。到了剧院外，他让两个拿着扫把的人把扫帚递给我们，说了一句：“扫地，到有人替换你们时为止。”我俩才意识到，这个月是首次搞“文明礼貌月”活动，我俩在里面嗑爪子，违犯了他们的规定。羞愧我俩低头清扫着院子里满地瓜子壳。
院门口买票的人和准备看下一场的观众熙熙攘攘，可能许多人正看着我俩，我只感到脸红心跳额头冒汗，如果有地缝我都想钻进去，幸好城市大了没人认识我俩。过了十多分钟，那人又带来了两人接替了我们。放下扫帚哪还有心情看电影，逃亡似的跑出了院子。回校的路上，我俩都没说话，进了校园后找了避静的地方坐在石凳上，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没看见哪有告示呀？不知道看电影不能嗑瓜子，况且瓜子壳都在手上抓着也没乱吐呀？我们怎么这么听话，让去扫地就去扫，他凭啥有那个权力处罚观众？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进过省城的电影院看过电影了。毕业后进了县中学教书，学生一周要上六天晚自习，做为班主任天天要给学生上夕会和辅导，没时间去看电影，加之家家都有了电视，电影业走了下坡路，县城的电影公司也倒闭了，二十多岁的我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便与电影作别了。(2017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