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59年大胆夺取了古巴政权，此后终生享有国内外追随者的强大个人崇拜。但在半个多世纪的掌权期间，刚刚去世、享年90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从一个广受欢迎、魄力非凡的游击队领导人，沦为一个传统的独裁者，就像是从另一个时代穿越而来的威权遗物。在晚年，虽然出现了一些新朋友–如已故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给他捧场，但他受到了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抨击，而且被许多先前的支持者(甚至包括他的女儿)抛弃。即便如此，卡斯特罗仍是20世纪最值得一提的革命人物之一。
对于这个固执、任性的造反者出身的政治家，他晚年发明并不断重复的口号“社会主义或死亡”是一句非常恰当的墓志铭。作为政治家，当历史潮流顺应他时，他便顺流而动；而当历史潮流逆他而行时，他敢于企图阻挡。作为他那个时代掌权最久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先任总理，后任总统)，他营造了自己的传奇，直到晚年还留着胡须，身穿橄榄绿制服，使他成为一眼即可认出的世界人物。在天赋使命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腐败独裁统治的驱使下，他成就了一项非凡的领导力壮举。纪律、勇气、对民心的敏锐直觉、运气以及人格力量的结合，被证明比巴蒂斯塔的庞大军队更为强大。卡斯特罗的胜利给整个拉丁美洲乃至其他地方的游击运动带来希望。
即便不理会对那场革命的神化描述，也不能否认卡斯特罗当年踏上了一段英雄般的旅程。1956年11月24日，他登上老旧的“格拉玛号”(Granma)游艇，从墨西哥海岸启航，向古巴进发。设计仅能搭载8人的格拉玛号，挤满了82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该船在冲上海岸时解体，使登陆行动变得更像一场海难，而在遭遇最初的伏击之后，只有21人幸存。卡斯特罗带领幸存的战友进入森林覆盖的马埃斯特腊山脉(Sierra Maestra)，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和具有传奇色彩、从阿根廷医生成为国际革命主义者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随着卡斯特罗越来越得人心的反抗运动充分利用政府内部的弱点(最后连美国都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巴蒂斯塔政权在不到两年后垮台。1959年1月，留着大胡子的卡斯特罗以胜利者的姿态搭乘一辆坦克出现在哈瓦那的大街上。那年他才32岁。古巴已是他的天下。武装夺权的壮举，加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1961年试图(通过古巴流亡人士在猪湾(Bay of Pigs)发起的入侵行动)推翻他未果，引燃了发展中世界整整一代人以及欧美学生的想象力。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实验预示着新兴国家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卡斯特罗曾在山区的丛林中写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我来说，一场更广泛、更大规模的战争才将开始：一场我要针对(美国)发动的战争。我知道这才是我真实的归宿。”凭借个人魅力，卡斯特罗大步游走于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世界舞台。他是不结盟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成员；自封为大卫(David)，勇敢抗击帝国主义巨人歌利亚(Goliath)。陷入与苏联冷战的恐惧之中的美国，把卡斯特罗视为对其地区霸权的直接威胁，历届白宫主人都对古巴念念不忘，以至于卡斯特罗制造事端的真正能力被夸大了。
在美国眼里，卡斯特罗构成的威胁如此严重，以至于中情局(CIA)据称策划了多起试图暗杀卡斯特罗或败坏其名声的阴谋和计划。其中特别怪异的手段包括有毒雪茄、贝壳炸弹以及让他掉胡子的化学品。
当然，即使华盛顿不那么纠结，卡斯特罗也不会成为一个易于合作的伙伴。他对美国的态度复杂且矛盾。虽然卡斯特罗钟爱棒球，但他在内心始终认为美国是侵略者。他永远不原谅美国曾经支持巴蒂斯塔政权。这一立场，加上他自己品牌的社会主义主张，使他几乎不可避免地倒向了莫斯科。苏古联盟是一场基于利益的联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chev)及其继任者提供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换取古巴在苏联与美国的冷战中充当苏联的“猫爪”。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把世界推向了核战争的边缘，突显了这项政策的危险。这场对峙的症结是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发射基地，并在那里部署了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中程核导弹。卡斯特罗本人在这场对峙中沦为一个边缘角色，他最早获悉莫斯科决定撤回导弹是通过美联社(AP)的报道。
在苏联的庇护下(尽管卡斯特罗并非总是和莫斯科意见一致)，他继续追求着他的国际主义野心，向非洲、中东、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派遣援助和军事顾问，以支持相关政府和游击队。也许他觉得自己受制于一个仅有1100万人口的小岛，必须输出革命才能保证国内安全。他最大胆而有效的一次行动是1976年出兵安哥拉，支持该国在苏联支持下新成立的左翼政府。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古巴投入安哥拉的兵力已超过5万，这支军队最终在美国斡旋安哥拉实现停火、而邻国纳米比亚达成独立协议后撤出了安哥拉。
与苏联结盟解决了古巴迫切需要的燃料供应，并为其糖料作物找到了市场(之前美国是买家)。优惠贷款和对蔗糖的高支持性价格，使古巴在医疗、住房和扫盲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卡斯特罗最引以为豪的成就。然而，这种安排掩盖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它使得古巴深陷单一作物经济，并把这个岛国与遥远且毫无亲和力的贸易伙伴捆绑在一起。
冷战结束后，这种缺陷暴露了出来。曾在30年期间向古巴提供约650亿美元财政援助的苏联集团解体，使古巴不得不自谋生路。1989年后的4年里，经济萎缩过半，使这个岛国陷入深度衰退。起初，卡斯特罗拒绝支持对中央控制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政府似乎越来越受制于经济和社会力量，而非控制它们。最终，随着经济形势恶化，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在此过程中，他推翻了自己头30年掌权时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
他开始吸引外国投资，允许使用美元，使私营部门活动合法化(包括农业领域的有限改革)，并默许关闭亏损国有企业带来的失业。然而，他一直只是一个不情愿的改革者，后来又逆转了一部分改革措施。古巴的社会进步也受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的破坏。哈瓦那消失30年之久的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经济遗产比较清晰：尽管存在种种社会不公，但他接手的经济拥有一个繁荣的中产阶层，基础设施也跻身于拉美最佳行列。但是，他的政策给古巴人民带来了苦难(甚至食物都要靠配给)，迫使150万人流亡海外，其中很多人居住在佛罗里达海峡对岸的美国迈阿密，与古巴相隔仅几十英里。
根据官方传记，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1926年8月生于古巴的东方省(Oriente province)。但调查传记作家已经证实，他的出生日期被推前了一年，使他能够进入该省的La Salle学校。他的父亲安赫尔(Angel)是一位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Galicia)的移民，颇能吃苦耐劳，后来成为东方省一名富裕的种植园主。第一任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孩子。菲德尔的母亲原来是家里的一名女佣，在与安赫尔结婚前就为他生下了菲德尔及其妹妹安吉拉(Angela)、弟弟劳尔，婚后又生了4个孩子。
卡斯特罗童年时家境富裕，但显然缺乏文化熏陶–一位访客曾形容其家庭氛围“野蛮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反美主义。他成长在美国人拥有的大型甘蔗种植园的阴影下。他的父亲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作为中士与美国人作战。西班牙战败使美国得以支配古巴，而美国对一个又一个不得人心的独裁者的支持引起了民众不满。
古巴人很少了解卡斯特罗的私生活。1949年，他与米尔塔•迪亚斯-巴拉特(Mirta Díaz-Balart)结婚，后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菲德立托(Fidelito)，但五年后他们离婚了。他后来的伴侣、曾为教师的达莉亚•索托•德•瓦里(Dalia Soto del Valle)又为他生了5个儿子。卡斯特罗还有其他子女，其中包括阿里娜•费尔南德斯-雷韦尔塔(Alina Fernandez-Revuelta)，她是卡斯特罗与社交名流娜蒂•雷韦尔塔(Naty Revuelta)一段浪漫史的结晶。
孩童时期，卡斯特罗有11年时间都上寄宿学校，其中7年是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这赋予他强大的学识。他是一名出色的全面发展型学生；学校给他的最终评语认定，他很有可能做出一番大事：“他将让自己扬名。”在哈瓦那大学攻读法律期间，他乐于接受校园政治的挑战和暴力，但也有花花公子的名声。的确，在与哲学系学生米尔塔结婚后，他本可以选择一条富足并享受特权的人生道路。他父亲当时的身价已达到50多万美元。
他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法律无法实现他的宏大野心。他把精力投入政治，在巴蒂斯塔1952年发动军事政变后，他认定自己不能在体制内有所作为。同年，他向父亲索要3,000美元以资助一场暴动(他拿到了140美元)。之后，他与一小群志同道合者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的冒险行动–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希望以此激起人民起义。1953年发动的这场进攻彻底失败。卡斯特罗幸运地活着被俘。
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因其在庭审期间的自我辩护而出现转机，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反将巴蒂斯塔政权推到了被告席上。他的演讲以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收尾：“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当卡斯特罗还身陷囹圄时，这篇演讲就被秘密地编辑并发表。两年后的1955年，卡斯特罗获释，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他的意识形态是一套将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机会主义杂糅在一起的自制理论。可以说，卡斯特罗最看重的是他的偶像、19世纪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思想。卡斯特罗利用古巴共产党夺取了权力，然后罢免了党的领导层，抢占了党的话语。他声称，要取得进步，就只能实行指令经济，同时依靠忠诚的一党体制下严密控制的国家机器。随着苏联的援助消失后古巴人深受经济崩溃之苦，这种观点日益遭到怀疑，但体制保证了卡斯特罗像管理自己的领地一样统治着古巴。
卡斯特罗的统治手段交织着任性、强迫症和不带感情的务实，这一切产生了许多具有讽刺意味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他在公开场合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却为世界(包括美国)的头号资本家们举办私人晚宴。这些人访问古巴，与他会面，寻找商业机会。在革命初期，他煽动反天主教情绪，以排挤基本上支持巴蒂斯塔政权的保守的教会体制。30年后，在敏锐地感觉到古巴复兴的天主教会可能威胁他的内部权力基础后，他扩大了官方对宗教的宽容，并在1996年策划了一场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梵蒂冈的历史性会面。这次会面商定了教皇的古巴之旅。
一向多疑的卡斯特罗只愿意把权力下放给自己弟弟劳尔。长期担任武装力量部长的劳尔在2008年接替哥哥出任古巴总统，并在3年后成为古巴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最欣赏的红颜知己是塞莉娅•桑切斯(Celia Sanchez)，后者从他还在山区的武装斗争生涯早期开始就帮助安排他的日程。桑切斯1980年因癌症去世，她的死让卡斯特罗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自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
从那时起，他似乎越来越不接地气，1989年的一起丑闻–几名古巴高级将领据称参与了哥伦比亚黑手党的毒品走私活动–严重抹黑了他的形象。他下令对几名首犯执行死刑，而其中一名军官在部队里深受官兵爱戴，似乎表明他被卡斯特罗兄弟视为竞争对手。
他的言行–冗长的家长式作风讲话、对官员的斥责以及公开承认错误–使他有时受到古巴人的拥戴，有时则惹恼古巴人，或让人民厌烦。其言行还暴露出无限膨胀的自高自大。卡斯特罗从不相信民主，曾经把多党政治形容为“多重废物”。他认为言论自由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奢侈品，他也蔑视选举的理念，从而疏远了很多当初支持古巴革命的人。
他拒绝支持重大的政治变革而且继续迫害国内反对者，因此遭到了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尖锐批评，并阻碍了古巴在苏联集团解体后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进程。他在国内的支持率也每况愈下。逃亡的人数成倍增加，就连他的女儿阿里娜也逃到美国。
卡斯特罗利用美国的敌视和持续的贸易禁运来证明其维持一党制社会主义以及迫害反对派的合理性。贸易禁运成为他最强大的宣传武器之一，他不切实际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永远不会屈服于“山姆大叔”。这种努力固然持久，但却使卡斯特罗和他的国家在一个时过境迁的世界中变得不合时宜，尤其是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2014年12月17日宣布要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并考虑解除禁运之后。历史似乎并未宣判他无罪，而只是把他抛在了后面。(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