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面前穷、富孩子平等

本月初,在印度首都弥漫的浓雾中,一个名叫瓦什纳维(Vaishnavi)的婴儿彻夜难以呼吸。她的父母在以每月20美元的租金租住的混凝土房间里轮流熬夜,把手放在她的胸口,感受它的起伏。她咳得太厉害,结果吐了起来,可以看到奶里混着痰丝。有三次他们以为她活不到早上。

20英里外,在一个精英社区一所天花板很高、看起来讲究的房子里,一个名叫梅赫塔布(Mehtab)的4岁男孩也在努力往肺里吸入空气。他身怀六甲的妈妈坐在身边,每1小时让他用雾化面罩吸入一次皮质类固醇。但1小时1次还不够。在等待太阳出来的这段时间里,梅赫塔布的父亲努力遏制心底的阵阵恐慌。他觉得这孩子像一条在空气中窒息的鱼。

在本月的前七天里,浓雾始终笼罩着这座有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一种名为反气旋的天气系统控制了这里,污染物聚拢下沉,把城里的人困在破纪录的高浓度有害微粒中。德里的很多危险,富人都是不用担心的。他们躲在室内,用昂贵的高科技净化器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但空气污染是无所不在的。中国的研究者发现,富人和穷人对空气污染的暴露程度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

白天,危害最大的PM2.5微粒的平均浓度超过每立方米7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认定的安全浓度的28倍。德里当局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令学校停课三天。抗议者戴着外科手术口罩游行,标语牌上把这座城市比作一间毒气室。最后终于起风了,污染水平降到了通常极差的冬季水平。但是,印度北部的空气质量依然将在数月内保持危险水平,因为那里的穷人为了对抗下降的温度,燃烧各种东西取暖–树叶、塑料等等。

有明确证据显示,当空气中的颗粒浓度走高时,死亡率、急诊数量、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病例都会随之上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Global Burden of Disease)的最新数据表明,在印度,与空气污染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已经赶上并且正在超越中国。最受影响的将是年龄很大的人–他们容易出现心脏病或中风–以及年龄很小的人,他们的肺部因空气污染严重受损,无法正常发育。孩子们更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个头更小,呼吸更浅,心率更快,吸入的空气更多。

在瓦什纳维和梅赫塔布迥然不同的家里,四位家长在观望孩子们能否平安度过剩下的冬季。瓦什纳维的父亲拉维(Ravi)–和很多印度人一样,是不用姓氏的–还记得10月的一天,他醒来时,闻到一股某种东西烧着的味道。他首先想到的是电线的胶皮烧着了。因为眼睛刺痛,他还往眼上拍了点水。在去往德里市中心的路上–他在那里的一个街角卖不值钱的小玩意–他看到了很多烟柱:一堆堆垃圾燃烧散发的蓝灰色烟雾,以及农田里农民收完稻子后燃烧秸秆产生的黑色浓烟。

科学家们通过NASA卫星图像追踪一团烟雾的进展,它从附近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Haryana)的农田升起,在平原上空飘了两天,来到了德里。在这里,它与汽车、煤电厂和露天垃圾燃烧产生的废气以及施工扬尘混到了一起。今年,燃烧秸秆正好发生在印度教排灯节(Diwali)前夕–大量节庆烟火产生的烟雾通常会导致有害的PM2.5颗粒物的浓度暴涨。拉维从小就在那个街角做生意,之前他妈妈也曾在那里卖东西。他从未见过这么浓的雾霾,连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都看不见了。他知道情况不对劲:觉得头晕,跟吸闻了胶水似的。

更让他担心的是自己唯一的孩子瓦什纳维,她只有18个月大,夜间的痉挛性咳嗽并没有随着早晨的到来而平息。他花了40卢比从十字路口的小贩那里买了一个外科手术口罩,但女儿总是把口罩扯下。在回家的路上,他愤怒地从机动三轮车上跳下来,去跟路边烧垃圾的一个男人吵架。“请不要再烧了,我女儿一直在哭,”他说。那个男人用一连串极其难听的脏话回应他。

那一周,空气完全不流动。据气象学者的测试,空气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流动均为零。污染云团笼罩这座城市时,四岁男孩梅赫塔布的父亲马德赫班·辛格·阿南德(Madhurbain Singh Anand)向屋后的花园看去,约20英尺外的花园围墙已经看不见了。有人打开房门时,烟雾就会弥漫整个房间。“就像那些恐怖片一样,”他说,“你打开门,那东西就进来了。”

这两个孩子相隔20英里,家里的经济条件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在同一个晚上生病。阿南德花2.9万卢比(约合425美元)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带回家后,他马上打开,盯着显示器上的PM2.5浓度。室内的浓度超过700。三天后,考尔(Kaur)带着梅赫塔布离开德里,登上开往她父母家的火车,它在德里北边,有几小时车程。

令她震惊的是,儿子的呼吸问题很快就缓解了。他们到的那天晚上,他睡得很平静,她把类固醇用药减为每4小时一次。第二天早晨,她透过窗户看着他在外面玩耍。她哭着给丈夫打电话,说是时候离开德里了。

瓦什纳维的境况大不相同。这一周,她坐在妈妈腿上,舔着一根棒棒糖,她的姨妈(或姑妈)在屋里的土灶台上做饭,屋里弥漫着油烟。街上又有游客后,瓦什纳维的父亲拉维返回那个街角继续卖东西。他询问一名街头医生要如何保护家人免受空气污染的伤害,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应该吃蔗糖。为了保护眼睛,他还买了一副眼镜。他家住的那个小房间不通风,他从墙上取下几块砖,认为那样能加强空气流通。瓦什纳维吃了一个疗程抗生素之后,病情有所好转,但要是再赶上排灯节后那一周那种情况,他不知道女儿是否能挺过去,也不知道如果她没能活下来,是否有人会注意到。“德里人没记性,”他说。“一百个人中只会有一个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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