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打算带一群孩子到纽约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街区吃午餐，以庆祝他们学年的结束。理所当然地，我开始找合适的餐厅。10年前，我会去求助餐厅指南。依我的成长经历，向“专家们”寻求建议很正常。但这一次，我却没想到去查查Fodor’s旅游指南，而是把自己的需求输入手机，接着浏览一长串的网上餐厅推荐，包括过往食客们的评论–然后选了一家。
是的，这有些冒险；那些餐厅点评可能是伪造的。但点评的数量挺多，让我觉得可以相信网上群众的智慧–而且，事实证明，我选的餐厅棒极了。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体现出一场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这一变化有一些发人深省的影响。公投前，英国公民被“专家们”关于英国脱欧潜在代价的建议狂轰滥炸。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央行官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各国的领导人，等等。的确，政府(及其他“留欧派”人士)的核心策略，似乎就是搬出这些专家，让他们发表庄严的演讲，拿出严肃的统计数据。
支持脱欧的政治家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警告说，“这个国家的民众已经受够专家了”。在某种程度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英国以微弱多数票数决定，无视专家们的建议，还是脱离欧盟。一些人或许会将此视为退欧阵营善于拉票的一个例子–或者，若他们与“退欧派”意见一致，则可将此看成一个以正确论点胜出的案例。其他人或许将其归结为反精英的民粹主义。
我感觉它反映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网络世界的公民已不再那么相信专家们所说的任何事情，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在其他众多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越来越依赖来自普通人而非官方专家们的建议去挑选餐厅、医疗服务和度假产品时，指望选民们在政治问题上听从官方专家们的建议就显得很奇怪。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正在脱离一个垂直信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信任那些看起来比自己权威的人)，转向一个水平信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听取同类人的建议)。
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这类团体所做的调研可以明显地反映出这一趋势。这些调研显示，近年来人们对政府、大企业以及媒体这类机构的信任已然坍塌；事实上，在美国几乎只有军队顶住了这一趋势。
更有意思的却是信任度居高不下的地方。在爱德曼公关公司(Edelman public relations firm)的一份年度调查中，20个国家的民众被问及他们信任什么人。他们对“同类”这一类人的信任感上升，同时对数字技术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高度信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越来越相信自己的Facebook好友和Twitter上的人，而不是IMF和首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依赖水平信任体系意味着更多的民主和赋权。但这个新世界的问题在于，人们可能会被社会风尚、部落主义(tribalism)或团体迷思所裹挟。
爱德曼公关公司高管尼克•巴伦(Nick Barron)指出：“人们对‘同类人’的日益重视，催生了一个‘后真理’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更愿意相信令人欣慰的表述和熟悉的信息渠道，而不是事实和论据。社交媒体回音室效应使得我们认为处于辩论‘正确一方’的个人、组织及拉票运动得不到有效监督……我们相信‘我所认为的真理’、‘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以及‘我所感觉的真理’，而不是客观真理。”
无论如何，谁也不会将这个妖怪重新放回魔瓶里。因此我们都应思考在当今世界里，创造“信任”纽带的是什么。我们还应认识到，20世纪那种对专家和固定党派怀有敬畏的政治模式，也许终将会如同餐厅指南一样过时。我们所处的时代瞬息万变。(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