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夜晚，又是周末，来了这么多人，可见惺惺相惜。此来沪上，从北京一路南下，窗外朦胧，景物依稀。这不，华北大地与长三角一线，半个中国，都笼罩在低垂雾霭之中，密不透气。此情此景，仿佛诉说着冬景三分，一丝细雨缠绵，一丝阴沉压抑，还有一丝翘首天清气朗的殷切期盼。是啊，纵便满纸焦墨，泼洒熏染，却有留白，顿时一线生机。
故尔，此时此刻，不管雾锁云重，“吾心乐处，不要他人，共同称善”，以《重思国家》为题，坐而论道，自有一番心情。
一、责任概念让生命获得了尊严
是的，最近两三年来，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对于未来的忐忑，不仅没有随着机关正式文件之连篇累牍而稍有松懈，却反倒有所加剧。此情此景，委实吊诡，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恐怕均感意外。置身当下，它表明我们之所以对于身家性命止不住地挂念，实在是因为外在的初始条件制造出了这份悬念，从而催逼着我们孜孜于生命必得免于恐惧这份意念。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格局和错综宏阔的政治结构当中，其之铺天盖地无所逃脱，让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无可选择地裹胁其中，而构成了先于我们存在的初始条件，也是我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生活状况。经此扭结，我们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也是构成它但却因为极其微末而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分子化结构，甚至，一种阿伦特意义上的“无根的飘泊者”。
朋友，这个宏阔的政治结构不是别的，这个共同体不是别的，就是国家。–是的，它的名字叫国家。
具体而言，对我们来说，这个国家不是别的，就是此时此地的“中国”，我们起居难离、歌哭于兹的家园。千年的老宅，万年的家园，“一觞一咏，遣人惊”。因此，中国为何？中国如何？中国奈何？它的一呼一吸牵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它的安危治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存亡生死。置此邦国，既无所逃避，不能割舍，也无以超脱，或者，将头埋在沙里，以犬儒姿态自欺欺人，那么，关心这个国家，反思中国在此浩瀚转型时刻的来龙去脉，思考中国已然、应然和可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宿命而必然的，就成为我们每一个羁縻于此的国民和公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追问，而必需有所思考，总得交出一份答卷。否则，没法活，想活也活不好。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是源于这一问题意识，若有所思，终有所思，“借问堤上柳，月到愁边白”。十二位作者，都是1962年生人。时轮不息，一转眼到了2012年，他们年已半百。剑涛教授提议，我们不仅应当有所思考，而且必须多所发声，肩负起应尽的责任。该尽的责任必须担当，就像四时岁序之更替，如同生命之必有其尊严。并且，也正因为生命内在获享尊严，才有了责任的概念，而责任概念，是的，正是责任概念让生命获得了尊严。
由此，遂有2012年冬天在北大的第一次聚会研讨，刊行了第一册文集《重思胡适》。第二年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以国家为题聚议，成果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这册《重思国家》。第三次聚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主题是社会。明天在交大，以文化为主题，致力于重思文化的基础意义。明年的讨论地点将在中山大学，初定以“重思世界”为题。主题有变化，心思则如一，总是萦萦念念于此时此地的洒扫应对，不脱刻下时代的苦虑焦思，翻腾于神事与人事，围绕着影响并决定了我们芸芸身心的时代主题，并为此主题濡染上罹陷此一时代之中的鲜明个体特征。
说到这本书，《重思国家》，系由十篇论文组成,以国家为题,卑之无甚高论。总体以思，大约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建构论、生存论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意义上，梳理近代国家的一般学理和基本的知识脉络。第二部分着力于反思近代中国的立国建政过程，尤其是其间所涉及到的主权与政权、城邦与政治、人民和国家、文明与生存以及中国与世界等内容，反思在此新旧文化交替、古今社会嬗变的大转折时代，究竟这样一个法律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得为一种命运共同体；反之亦然。诸公于此沉潜反省，角度不同，进路有异，而心路相通，志愿如一。第三部分主要以代表性的思想个案，包括傅斯年先生关于国家的思考和后学衡时期的国家观念，以及国家在儒学和自由主义两脉线索中的位置，从此入手，重温先贤的思考，而反思当下的国家现状，从而找出改进的机缘，探索应有的出路。
总之，围绕着国家这一既定的政法结构，这一文明与政治的集合体，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已然与应然，理想与现实，观察思考，再三致意，算是人到中年的这一批学人，积此前三十年所学，做一小结，向时代交卷。
本书封底正中和封套书脊处印有一行小字，两句话，摘自本书“序言”，也为在下经年申说，反复致意。此即“以文明立国，以自由立国”。责编岑红女士以此压轴，概得全书主旨所在，眼力犀利。为什么这样说呢？盖因现代立国，千头万绪，而纲举目张，精髓不过如此也。就19世纪末期开始的“现代中国”的建构进程而言，现代国家起自民族国家构想，从朝代国家蜕变而来，朝向政治国族目标疾驰奔去，因而，民族本位与以民族主义立国，天经地义，是离不开的话题。也就因此，“民族国家—文明立国”，独立苍茫，可堪依恃。否则，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自己姓什么也不知道，遑论其他。
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现代立国指向政治国族目标，孜孜于政治成熟，使得国家不仅是基于族群共同体而来的民族共同体，而且，是亿万公民分享的公共家园，一种立基于立宪民主建制之上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置，一个法律共同体，而非一家一姓一党一派的私宅。–重申一句，国家是全体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所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私宅，亦非一党一派的政治殖民地。在此，公民之为一种政治存在，以独立个体“天生德于予”，也就是天然享有道德主体性和道德主权为屏，挺立于天地之间，以自由为最高价值。
之所以让渡部分自由以组成合意的共同体，为的是形成捍卫自由的普遍相互性格局，在危乎殆哉的制衡性存在中确保自由，而首先是基于法权的个体政治自由，从而庶几乎营造惬意可欲的人生。至此，它要求国家不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组织，而且需要以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性，以护持自由以及基于自由而追求作为惬意人生之题中应有之意的平等，以此表达政治诚意和德性，而恰成一共和局面。如此这般，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的精神脉络，凸显了一个文明共同体汲汲于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心智和心志，实在才是所谓长治久安，也就是全体公民政治上和平共处的根本。而提供和平，并非只是治安意义上的秩序，毕竟，构成了政治及其地上肉身的国家的最高良知良能。职是之故，与“民族国家—文明立国”相对应的，便是“民主国家—自由立国”。两维挺立，邦国安固，国泰民安。
概其要旨，不是别的，正是“以文明立国”来建设民族共同体，“以自由立国”来建设政治共同体，两相集合，才能形成既有集体尊严和基本公共产品，又能护持个人自由与捍卫惬意人生的现代国族格局。因而，“中国”与“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是文明与政治的统一体，人民与城邦的共同体。吾侪之责，其责在此。
换一个角度，通常所谓“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可概其旨。是啊，造就惬意的华夏家园，虽说千头万绪，但论其大纲，正不外乎此。此为我对本书主旨，略予总结，聊供分享，并期讨论。
二、主权的义项与意象
今晚多次提到“文化”一词。其实，循名责实，刻下机关文牍所言“文化”，与我们一般教书匠读书人心中的“文化”，仿佛并非同一概念，或者，不完全是一个概念。论内涵，论外延，“文化”一词歧异纷繁，各有体认，各有表述，不足为奇。但纵便如此，若无任何通约，就不正常了。
概言之，所谓文化是指文明共同体基于数千年的传承，在有关人之为人的义理结构、日用伦常方面，所表达并循随的一套意义符号系统，见诸生活方式，见诸器具、制度与义理，而以其文明意义为枢机。天地之间，生民嗷嗷，其生死灵肉，其此岸彼岸，其祸福出处，其义利趋避，凡此文明意义，源自生聚作息，演成传统，展现为知识、理论、学说、思想乃至信仰的分层次指示，而积久成习，落诸习俗、礼仪、道德、法律和宗教的规范性。
与之相对，机关文牍所讲“文化”更多偏重于意识形态作业，一个能够为国家权力裹胁运用而如臂使指的历史形态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教义学，外加一套循规蹈矩的社会行为指令，总叫人感到钳口与听话的意思。若说万民温顺，正常年景里平和有序，吃苦耐劳，谦恭有礼，多赖其训育。若说人性壅蔽，灵气窒碍，致使年景稍异，辄众口骁骁，其势嚣嚣，亦为其造孽也。所以，其之缕叙“文化软实力”、“文化工程”和“文化产业”，就不能不围绕政制合法性建构和国家主义展开，而非围绕着文明自觉与人性启蒙用功。当然，即便如此，两种文化概念之间依然多所交集，也无妨沟通对话。至少，单就所谓“文化软实力”概念而言，便有许多值得沟通也可能沟通、需要对话也应当对话之处。
置此情形下，牵连于刻下讨论的“国家”这一主题，下述要素是绕不开的。比如，剑涛说国家意味着人口、土地和政府或者规范之三位一体。此即所谓“诸侯三宝”，并未过时，依然不妨作为一个分析的大框架。问题在于，什么规范？怎样来规范？规范什么、规范谁？换言之，是什么内在机理把土地、人民和政府连为一体。连为一体不仅是指自然的千年生息过程，其为文明，自有张力，而且必有政治法律结构横跨其间，方始能够将它们凝聚起来而构成共同体，从而，为此文明增添文化内涵。
在此，尤为凸出的一项，也是所谓政治法律结构的核心，就是主权。问题在于，主权意味着什么，主权的统一性与主权的各个义项之分解，构成了何种政治法权关系；假若法权义理上以笼统的主权照应，比方今天俗常意义上一讲主权就只讲国家主权，而使主权在某种意义上仿佛更具压迫的意味，那么，此非惟主权论者雅不愿看到，也是对于主权义项的阉割。职是之故，反转过来，对于主权进行更为细致的解析，实在是迫切的学理作业，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因此，从汉语“主权”一词入手，以一两百年来中国近代的建国历史为鉴，对主权进行细致分梳，于具体义项的解析中提炼出主权的统括的政治意象，堪为一条进路。在下尝以道德主权、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历史文化主权，凡此四项，条分缕析，展示出国家学意义上主权多层级结构的复杂性，这里简略说来，与各位分享。
先说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在今天的语境下，历经磨砺，国家主权不言而喻，也是将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矗立起来的擎天支柱，纲举目张。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人民”的头上非得罩上一个这个叫做国家的共同体不可，我们为它交粮纳税，当兵打仗，理据何在，图个什么。
这便牵扯到结构功能意义上的国家的现代意义，特别需要交代清楚国家主权的来源。换言之，国家是地上物，国家主权是中间项，本身并非终极理性。在国家主权之后与之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比国家主权位阶更高而且蕴藏更为深厚的主体，一种政治结构与道德存在。以它为凭，国家方始立得住，立得起来。上帝还没死的时候，天还管用之际，说上帝是万源之源，诸动之动，惟天为高，但在今天这一世俗政治结构中，上帝没了位置，天地物理化了，君权神授便讲不通了，则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陈述只得诉诸这个叫做“人民”的世俗本体，一个伪装成俗世存在的神圣存在，一个行走于地上但却扮演着神圣任务的当下存在。
由此，人民主权穷竭了权力位阶的上限，才是权力之源，也是国家主权的更为高远、更为深厚、也更具理论解释力和道义感召性的主权者。其他一切，包括党派团体、立法机关、国家本身以及它们的领头人物，都是地上物，不是天，不是神，早已丧失了代神传旨、替天行道的任何理据。毋宁，听命了人民主权，为她打工。
继说道德主权与历史文化主权。这里的问题意识是，俗世的人民主权为什么穷竭了权力位阶的上限，或者，为何它享有至上主权位格？我们这群芸芸众生，集合起来，叫做人民，在日常世俗生活中，表现为一个个肉身凡胎，居然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的联合掌有者，所据何来，指向哪里？原来，“天生德于予”，不论纷纭个体还是森然集合体，其之天然获秉有限理性和道德判断力，是人之为人的本根所在。辨别善恶、进行决断的道德能力，特别是辨别善恶、进行决断的责任，赋予个体与集合体以道德主体性，从而，使得他们获秉道德主权，也是一种道德尊严，为人民主权之所以成立提供了心智和心性基础。换言之，人民主权之能证立的道德基础，在于立基于责任概念的道德主体性，在于渊源于这一道德主体性的道德主权，在于表达这一道德主权的道德尊严。若无此间因果关系，丁一卯二，环环相扣，则一切现代设置必将轰然坍塌。–“此地居然形胜，似曾小小兴亡”，则形胜在此，而兴亡系此也！
进而，人之作为文明的载体，人民之为一种文明的天然拥有者和实践者这一实践历史本身，即已证明在“以政治立国”及其最高境界的“以自由立国”之外，尚有一个文明立国的问题，因而，决定了人民主权的拥有者及其安居邦国同时具有历史文化主权。
换言之，历史文化卓然一格，特立独行，无论国家主权还是人民主权，均无法消隐历史进程的意义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历史进程。相反，可能均为其所决定，是它的外显形式而已。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历史进程的意义世界的体现，也是意义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至少，任何政治权力若非披上一层文明衣钵来表彰道统，是断然没有合法性的。此为一切成熟政治所熟稔，也是古往今来卓然政统之享有凛然正统的支撑性要素。
因此，这个叫做文化、文明的东西，不能为任何强力所剥夺，而展现为独具一格的“历史文化主权”。就现代形制而言，它可能落诸一国治域，也可能跨国展现，更可能蔓延为洲际现象，但为起居其中而以此凭依的人民所分享，从而构成人民与文明的同一，邦国与政治的统一，则一般无二。就此而言，在国家政治法权界限之外，尚有文明板块的清晰分际，彰显的正为此历史文化主权之传承赓续，傲然不屈。
至此，现代立国，以道德主权奠基，而展现为实践主体性的人民主权，再一路辗转，显现为经此授权而获秉的地上的国家主权，并为历史文化主权所祝福(也可能为其所诅咒)。四权合一，扭结成体，恰为此刻论题中完整意义上的主权。由此，国家得以立基并获得了支撑，进而才可能拓展出家国天下的世界公民共和主义。
三、人民的还原论
但是，纵便如此，反思现代国家与国家建构，牵扯分疏出道德主权、人民主权、国家主权和历史文化主权，事情至此并没结束。因为，这个叫做人民的东东究竟有何神通，竟至于将上帝赶出了国家，仅以道德主体性为凭，尚嫌不足，有待更为细致的分疏。
朋友，正是在此，它联翩带出了“人民”的还原论叙事。如同对于主权的分析叙事，此处关于“人民”的还原论，为的还是解构国家的无上神圣性，使国家这个巨灵不至成为压迫者，特别是力避接受国家主权委托而执掌治权的政府，不至于太过霸道，恪守其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角色，进而为国民谋福祉，“为人民服务”。–此即曾任中共总书记的耀邦先生所言，“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胡耀邦思想年谱》，香港：泰德时代公司2007年版，第845页)。晚近以来，特定语境里，国家及其政府太过强大，以至竟成绝对压迫者，教训深重，料想大家均有同感，等于为此梳理提供了时代背景说明。
在此，让我们从阿伦特说起。这个学期和学生一起，每周一次，读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九章的标题是“无阶级社会”。什么是“无阶级社会”呢？通常我们说阶级或者阶级斗争，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它们的“你死我活”等等，是在社会分层与利益分趋的意义上来说的。1978年以降，执政党文件宣布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存在了，也是有鉴于此而言。阿伦特未曾根本抛弃这些意义界定，但所指更为宽泛，讲的是极权主义打碎一切阶级阶层，以造成一个均质同质社会，从而迫使其围绕着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中心旋转这种情形。
以两次大战之间的日尔曼一系和已然延绵超愈一个世代的斯拉夫一系为例，在阿伦特看来，以民族取替人民，以群众消解阶层，消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虚伪”分际,用“消极团结”造成国民的非组织化生存，最后用暴民与精英的临时联盟，将一切能够当作自我标志化、作为认同纽带而相互区际的社会关系彻底打碎，从而，造成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恐怖的平面体，是这一权力形态的枢机所在。至此,纳粹组织取替了政府与国家，不仅消灭公民社会，而且打碎官僚体系，瓦解各种政治派别和集团，迫其功能丧失，社会均质化，整个结构消解，国民的生存政治感消弭于亿万分散的孤独者与一个最高权威的联系之中。如此才能找到归属感，或者，根本就消弭归属感，而将一个为民族或者人民的概念所劫持的群众,变成了本质上的人间的无家可归者,一种无根的分子化存在，一群孤独的飘泊者。
然而，走到这一步，一个没有具体分层和阶级的社会中，不仅公民没了，人民也没了，国家变成极权体制所征服的殖民地与坐享的战利品。
为此，既然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的联合掌有者，那么，对于人民概念的分解还原叙事，不仅在于防范对于人民概念的滥用，而且在于以当下生灵肉身的具体化生存境遇来验证兑现人民位格。这一还原分疏，紧扣个体的生存形态，逐级递升，而以“生民”、“族民”、“市民”、“国民”和“公民”，以及他们的能动实践身份“选民”，分别定位，递次标识，从而，将高高在上但却虚拟的集合体的政治权力，具体坐实于颠扑不破的个体位格及其行动权能。也就是说，别讲大而化之的人民这个人民那个，咱就事论事，看看生民、族民、市民、国民和公民，特别是选民，都有哪些个儿权利义务，而具体审核，一一坐实。
起自“生民”，其之天生地受，生生不息，恰为天地造设的道德主体，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和自然权利主体。而且，“天生德于予”，她与他是有限理性与道德心性的藏身之所，更是责任这一高贵人性的担当实践者。生民落地，无选择地成为某个特定种族、民族或者族群的一份子，以此自我认同和相互标定，是为族民。无论生民族民，生存和发展是硬道理，则每天总要吃喝拉撒，在世俗的肉欲浮沉中，为了甜蜜美好的生活而打拼，为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奔波，例属天经地义。因此，我们是彻底的市民社会的市民。任何体制，均不能否认我这样的权利，不能否认这样的生态。
与此同时，因着我们是群居动物，因而，一己的生存难免关涉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必定辐射影响私人生活，因而，人人都有关心公共事务的公共心肠。为此，建设公共空间，达成公共理性，以处理公共事务，是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决定了我们不得不担负起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以及基于这一身份的更为沉重的责任。它不是别的，就是公民。
因为公民这一法律身份和政治人格，我们得以摆脱生民这一自然状态和群众/老百姓这一前政治状态，成为一个自觉的公共存在，一种政治存在。也就因此，这个社会不仅是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和市民社会，而且更要进入政治社会这一境界。与此同时，各位，我们还有一个普世身份，这个身份是这个时代任何人所逃脱不了的，那就是国民。至此，从生民、族民、市民、国民到公民，我们已然具有五重身份。至于秉具最为优良的道德境界和政治自觉的公民，是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中的卓异之辈，在一个历史比喻与政治神学的意义上，不妨叫做天民。
但是，无论生民、族民、市民、国民还是公民，纯粹的语义铺陈与义理演绎，如果不能落实为行动权能和实践指向，则毫无疑义。就是说，没有基于法权程序的行动权能，就无法将自己从道德主体变成实践主体。在构成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总纲领之下，有一个桥段，其代价最小，实践中最为理性和平，就是赋予公民以选民身份。–是的，以“选民”这一行动者身份归束上述五民，一切论述才有终极意义，也才可能获得终极意义。
看官，选民之为选民，是因为手上有选票，因而，方始获得了力量。否则，我们这些平常日子里为柴米油盐而上班做工的芸芸众生，一种非政治的存在，面对组织化的国家，真的只是俎上死物，任人宰割了。非他，每隔几年，有个将作为市民和国民的自己兑换成选民的公共仪式，这叫做国民的男男女女，才可能一变而为公民，这叫做公民的国民，才可能为国家所尊重，首先具象的是为政治权力和竞逐政治权力的政治势力所不敢小瞧。要不然，平时我没辙，可这个节骨眼上，“老子不投你票！”看你老小子怎么着？！–乖乖隆的东，走到这一步，文明用了五千年。
所谓统治的合法性，这个那个的，历史现实的，别扯，都没用，就看这选票一张也！
四、转型期的三大定律
临了再说一点，也是一个极易招致争议的判断，就是中国这一波的大转型,已然到了最后的收束时段了，所谓“国族天命”与“临门一脚”也。为什么这样说呢？盖因这一波大转型，源自“中国问题”，终究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属。说到“中国问题”，意指现代早期地中海文明以还，晚近四百年里世界人类大转型的宏阔背景下，与“英国问题”、“法国问题”、“美国问题”、“俄国问题”、“德国问题”、“西班牙问题”以及“伊斯兰阿拉伯问题”相提并论之一大转型案例。这三四百年，论内涵，论规模，论影响，以此八大案例最具典范意义。仅就“中国问题”而言，以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为旨归，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综其核心义项，可以归纳为“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凡此四项，尤其必以提炼优良政体为收束，而为政治立国提供终局性安排。恰恰在此，端倪已现，曙光在前，但依然人在中途。
由两件小事，可窥一斑。一是听说最近有位贵胄孙辈归国读博。安琪儿从小就读英伦公学，现在回归辟雍攻博，立志要做学问，不想做看守老宅的活儿。二是听说一些民营资本家揪心得很，儿女花钱快活，但不乐意承继产业。不是不愿承继钱财，而是不愿承担打理家业这份重担。这才第二代，就现维系之虞，可见掘金难，护金同样不易。有位老板的独女热爱艺术，也有饱满艺术细胞，考上了罗得岛艺术学院，不简单，结果父母为亿万家财着想，居然逼令孩子退学，改上MBA，导致娇娃抑郁了。
这便牵扯到前现代政治或者非现代政治上的三个定律。一是“权威代继递减律”。权威自创业一代以降，是逐代递减的。事情明摆着：少主，你没打过仗，更无赫赫战功，总不能让人像当年伺候老爷子那样供着你吧。第二是“争取合法性代际加码律”。后代虽是蓝色血液，但要把眼下的事情做好，或者，做得更好，才能维持得住。否则，总有觊觎之人。不像老辈，资历和基业在那摆着，汗水和着鲜血早已凝结成脚下的大厦地基，本身就是合法性，撼它不动。为此，第二代开始，要么谨慎守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么难免大干快上，赶紧花银子，有时急了，就会使出昏招。第三是“富不过三代律”。就是说，虽说政治如春药，叫人兴奋，让人上瘾，但总有乏味的时候，更难免疲软的最终结局。因而，第三代可能雅不愿“做看守老宅的活儿”，同样史不乏例。再者，老爷子创业，不易，因而格外爱惜家产，甚至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第二代守业有责，少东家，既踌躇满志，也可能同时为守家护业而战战兢兢。谁要是痴心分享，则“王爷归王爷，奴才归奴才”，治你没商量。至于第三代，权势财富对他们是初始条件，如同天空与空气，视之以为当然，可能也就不若先人般珍惜，三心二意，终而，踢里哐啷，富不过三代。
这次第，“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让人看花了眼嘛！
说到中国的现代转型，黄仁宇先生好像曾经讲过，其一线机缘并非迟至晚清，也不在晚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早在王安石变法即已意欲奋取现代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的突破，而终究未能突破。如若成功突围，则这个叫做资本主义的一套现代数目字管理体制，就起源中国，而非近代欧洲了。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国文明“造极于赵宋”。可能，自文明论立言，中国文明在宋后便无突破性进展。晚明出现了诸如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家，其公天下论述与契约论权力政治叙事，颇具现代因素，甚至据说不逊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但总体以思，宋代以降，中国文明无突破，是明摆着的事。逮至有清，虽说前期事功彪炳，但例属中国王朝政制的自我修复，周期性盛衰交替的轮回，加上愈益固囿内陆，整个两三百年间，小学锱积铢累，而文明并无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所迟滞，同为事实。
换言之，从中古向现代的这一次突破，这一关没过，别人却走在前头了，“中西之别”转成了“古今之异”，再蜕变为“新旧优劣”之差，只有俟诸清末民初大变局。至于说满清入主中原后“中国文明”还在不在，则又另当别论。厓山之后云云，一种喟叹，并非认识论描述。当然，你可以说不能以种族观念取代文明观念，但是不管怎么讲，王朝的这种自我修复经过清代前三朝，是没有任何文明论意义上的进步的，总不能否认。晚清开始的突破，不是中国文明自身发展的直接逻辑结果，毋宁，是外来文明打破自我修复的循环，促使你穷则思变的契机。而变则通，通需久，一晃，已然超愈一个半世纪了。
就此番一百多年的大变局而言，共有“三波改革开放”，厥功至伟，串联起现代中国历史。具体而言，庚申之变，刺激尤剧，致使1860年到1894年，35年，终以维新自强刚毅力行，启动第一次改革开放。1902年清末变法至1937抗战军兴为止，这35年是大开大合、改天换地的第二次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第三次改革开放。此时此刻，是第四次改革开放起步之际，还是类似1989年至1992年那个时段，可能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此时算是已然启动了第四次改革开放，则未来三四十年，再干两代人，这波大转型，从农耕社会的伦理文明向工商经济的法律文明转型，差不多就收工了。此为近现代中国大历史，不可不察。
在此，如在“中国问题”的四大核心义项这一语境立论，则“发展经济—社会”一项颇有成效，“建构民族国家”亦算成功，有待最后收场，毕竟，尚有港台、边疆问题，但这同时也关涉政体，而非只是国家建构问题。唯独“提炼优良政体”，难上加难，考验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还要继续努力，好像已然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至于意义秩序，不是三五天，也不是一两代人的事，还要再干几代人才行。总体来看，未来三四十年，一两代人的工夫，这波大转型必将尘埃落定。朋友，大历史就在眼前，所谓乐观者，不过如此，所谓审慎者，同样不过如此，所谓悲观者，也只能如此，唯有小步子往前迈，走个不停，一路走到头也！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则说到优良政体，不免触及三个词汇。此即民主、宪政与法制，分别从三个向度，围绕着权力打转，载述了现代国家的法政枢机。具体而言，民主解决权力的来源，宪政提供权力配置方案，而法治负责保障和监督权力的运作。结合上述主权论述与人民叙事，则民主解决的是“权为民所赋”这一根本正当性，也就是亿万国民换身选民，而手上捏着个纸片片这一关。这一关一天不过，就一天不得安生，大家都不得安生。这一关过了，让国民拿着选票作为选民说话，则钞票和选票双轨治理下，尘埃落定，虽说尘世熙攘，泥沙俱下，但各自歇息吧，还维个什么稳呢！(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