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和他的中国妻子

冬寒春暖,酸辣苦甜;两颗心的碰撞,一脉情的缱绻;富士山高渭水长,伉俪在人间……–题记

洞房花烛夜

麦苗儿的清香驾着晚风潜入户户农家,杨树叶儿唰唰地响了起来;鸡已上了架,间或有几声狗叫– 一九四九年农历四月的渭北油槐街,进入了又一个迷人的夜晚。在黄记诊所里,一件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着: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上茅房,归来时却有意把大女儿西英甩到了后边。待她赶上来,房门已关死了。她喊,她叫,她掀,她砸,统统无济于事,于是只好斜在门框上,嘤嘤地啜泣起来。也难怪母亲如此狠心,她已经出嫁三天了,怎么能老和妈妈呆在一起呢?

对面屋门“吱呀”一声响,他出现了。“你的,别哭;你的,来呀!”他招手,她不动。他轻轻地走过来,大胆地抓住她的胳膊,她触电似地一抽,遂之全身都剧烈地抖动起来。“你的,别怕;我的,会给你幸福!”他的汉语说得并不熟练,但充满着体贴和温暖。半推半就,她终于来到了他的房间。

这就是结婚么?一种新鲜奇妙、多少有些恐怖的东西撞击着她的心灵。以前,她把年长十余岁的他是当做大哥哥看待的,她知道他不是中国人,也知道他的原名不叫黄成功……

那还是在临潼城关西街居住的时候。房东的儿媳妇惠芳患“血山崩”,久治不愈。一日,母亲陪她走进了对面他租住的屋子。话语是不通的,好在能写字,方块字架起了感情的桥梁。你一句,我一句,写来写去,一张纸写满了,意思明白了,人也熟识了。他精心医治,惠芳的病很快就好了。不久,又是他,把得了小儿伤寒的三弟济生从死亡线上夺了回来。不用提一家人多么感激了,父母亲便收他做了干儿子。父亲有本《中国四大民族英雄》的小册子,他借去读了,感慨地说:“四位英雄,郑成功,我的最崇拜。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父亲说:“既然你崇拜他,就起个中国名字,叫成功吧。”他很兴奋:“那我的,就随您的姓。”就这样,他有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黄成功。从县城逃出来以后,他负担起养活他们全家的重任。她也辍学回家,跟着他行医。他看病,她取药;他出诊,车后就带着她当翻译。他教她、疼她、帮助她,在外面得到糖呀果呀,也没有忘记带回家来,悄悄地送给她……

想到这儿,心窝里就暖和起来。她羞答答地抬起头,却又碰上了他那柔切的目光,不禁两腮发烫,连脖子根都飞了红。

面对眼前这个姑娘,他的心又怎么能够平静呢?……

在日本,他是有过珍贵的初恋的,但那很快就过去了,成了一段不忍回思的记忆。他出生在群马县邑乐郡大个野村一个蚕农的家庭,毕业于日本兽医专科学校。一九四三年夏天,他被抓了“壮丁”,背井离乡,来到了中国。日军投降后,他所在的病马场,被国民党胡宗南属下的骑兵第二旅接收。一声声“沙油那拉”,伙伴们都回国了,他却被留下来掌管药品,传授技术。按他的话说,他是糊里糊涂被留下的,所以就把中岛正男的名字改成了涂正男。跟随骑二旅,他进了潼关。有一次,几匹马病得厉害,竟无人照管。他去找连长,连长嫖女人去了。第二天一早部队集合,眼泡胀胀的连长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重重地挨了涂正男一巴掌。扭打到团长跟前,团长哼哼哈哈地两边抹了抹,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了多起,他对这个军队就完全失望了。原来讲定只留用一年,一年满了,却不放他回国。他开始逃跑,可一连三次,都被抓了回来。部队在临潼驻扎期间,他结识了黄家。是黄家,给了他这个异乡人以家庭的温暖;是黄家,帮助他逃出了国民党军队—— 一年前,总部派他和一个张副官前往朝邑为几匹受伤的战马拔子弹。途中,张副官得了爆发性火眼,留住临潼。他从朝邑归来,张副官已提前回去了。天赐良机!此时不走,还等何时!黄家伸出了友谊的双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临潼县城……

如今,黄家又把聪俊秀丽的大女儿许给了他。他打心眼里喜欢她,也由衷地同情她,在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多么需要保护、需要温暖呵!当然,也算天公作美吧,他们的结合也有许多客观上的因素: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查户口是家常便饭,他的口音带来了好多麻烦。像一艘小船儿,必须有一个可以躲避风浪的港湾。黄家需要他养活,他也需要黄家来安身。爱情和命运,把他们拴到了一块。

啪一声,油灯欢喜地迸了一个花儿。她赧赧地望着他那宽宽的脸膛,他轻轻地抚着她那纤细的双手。没有新房,没有新衣,没有新床,没有新被,只有他和她。“你的放心,我的会给你幸福!”春夜,多么美好的春夜呵,两颗异国青年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

艰难困苦时

谁要把生活看成是一块巧克力,谁就是天下第一号白痴。他们婚后不久,灾难就降临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他们从油槐搬到了交通方便的阎良。诊所开张了,病人愈来愈多,超过了阎良街原有四家诊所的任何一家。卖石灰见不得卖面的。一九五一年三月的一天,有人打着镇上“医师会”的旗号,莫名其妙地宣布黄记诊所停止营业。风言风语也传开了,说黄成功是“日本特务”,是“一贯道”。压力如山,父母亲动摇了,他们先是劝,后是逼,让女儿和丈夫离婚。“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黄西英爱得执着而坚定,她哭着说:“我不离!他到咱家后,除了看病,和谁都没有啥来往,也从没干过坏事情,他是个好人,我相信他!”于是,曾经把黄成功收为干儿子的父母亲,竟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撵女儿和女婿出门!一床旧被,一条破褥(连个纸箱都不给),外加二百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元)的债务–这就是分给他们的全部家当。数九寒天,她抱着不满半岁的儿子,他背着小小的铺盖卷,顶着刺骨的北风,出走了。

茫茫世界,哪里是他们落脚的地方?!走呵走,在阎良北原坡底村附近的一条山沟里,他们发现了一面无门无窗,顶上还有个大窟窿的破窑。借个草帘一挡,再用个棍棍一顶,这就是安身的“窝窝”了。白天,他给附近的村里人拉拉土、帮帮工,晚上就偷偷地出去看看病,换得点粮食,养家糊口。这条沟是远近有名的“狼沟”,一到晚上,野狼出没,呜呜地嗥叫,令人毛骨悚然。他出去了,她就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不回来,她不睡觉。外面一有响动,她就赶紧给锅底添一把火。那里边,有给他留的饭:一碗玉米糁,两个黑面馍。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寒窑清寒,是生活的炼狱,是感情的考验。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讲情义的。黄成功妙手良丹,医惠绵绵,曾经使不少人重获新生。如今,他和她身陷困境,附近群众便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送衣、送鞋、送馍、送面……那年腊月,他们囊空如洗,母亲又来逼还债务。他想了想,说:“走,我的拉琴,你的唱歌,咱们到耀县讨饭去!”铺盖卷好了,孩子背上了,正要出门,农民任贵善来了。老任问清情况,就让人看住他们,自己跑回家,粜了粮食,把钱送了来……

第二年春天,政府才允许老黄重新开诊,可只准看牲口,不准看人。六月,他们从沟里搬了下来(几天后,那破窑就坍塌了)。牲口越看越红火,生活也大大改观。父母亲又来投靠他们了,先后把三个儿子都送来跟他学医。他不计前嫌,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教他们。他们一个一个地出师了,后来都成了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一九五九年,县上兴办家畜病院,他们服从政府调动,撇下自己的诊所,举家南迁。

中国的运动没有完,人民的灾难就没有完,他们当然也不能幸免。十年动乱中,他,当年的一个没有打过仗的日本兽医,竟突然被擢升为“侵华大战犯”。于是,揪斗、抄家、挂牌子游街……起初,黄成功不理解:你们中国公民搞运动,我一个日本侨民,没当过官,没掌过权,凭什么挨整?她给他宽心:咱没做过坏事情,咱心里实在!可实际上,她比他更吃力,几天时间,就愁得白发斑斑。外边一呼口号,她就提心吊胆,浑身打颤。他的工资扣得每月只剩下三十元,七个孩子,最小的刚会挪步,可以想像,生活是多么艰难!她保持着这个家,更担心着他的身体。他游街归来,脚上磨出了血泡,她给他擦洗、上药:虽然家境窘迫,她也东索西借,做一点他爱吃的米饭……

真正的夫妻不在于同欢乐,而在于共患难。他和她,手拉手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奏出了一曲弥足珍贵的情感。

心心复心心

从结婚成家那天起,黄成功就把自己的一切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双手奉献的,是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是一颗火红炽热的心。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关中农村,不少大家畜患有不孕症,被称为“差差”牛马。多年来,黄成功着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总结出一套名为“洗”的治疗方法,效果十分显著,许多从来不生育的牲口,都令人高兴地做了“妈妈”。他把治疗经验写成书面材料,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仅这一项,给群众带来的财富,就无法计算。“洗”起来并不轻松:冬天,得照样脱了衣袖,将整个手臂伸进牲口的肛门,一把一把地掏出粪便,进行摸诊;夏天,也依然得围上皮围裙,蹬上高靴子,上头晒,底下燠;满头汗,浑身水。老黄对工作历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正像群众说的那样:“黄先生把牲口看得和人一样,认真得很,敬视得很!”六十年代,他先后伤了左眼、折了右腿:那年春天,他给一头病牛做腹腔手术,一滴含有葡萄状球菌的脓汁迸入眼中。先是眼睛,后是颜面,到晚上,整个身子都肿了。从此,左眼失去了先前的清亮,变得混浊起来。那次他休假,打算修缮一下厨房,刚登上去,门外就闯进一个人来,失急慌忙地喊:“黄先生,快,我的马不行了!”老黄一听一急,就从空中栽了下来,九天九夜屁股不能挨炕……

最能理解丈夫事业心的,当然是妻子黄西英了。平时,热了送茶,冷了添衣,粗米淡饭,却做得有滋有味。他伤了腿不得动弹,促他翻身,她的手掌都磨出了血泡……老黄闻名县内外,草滩农场、铜川运输社曾多次请他出诊。她补衣烙馍送他走,倚门翘首望他归;一去多日,她管孩子、理家务。他教她医术,尤其于妇产科,村上有人要生了,都来请她。家里来了病人,她就是他最理想的助手。她教他汉语,帮他改文章顺句子;他教她日文,一词一句,格外耐心。如今,她已能用日语进行一般的日常对话了;日文信件,也大体上能够看得懂。困难时期,国家对外国侨民进行特需供应,每人可领五丈布票,每月还可买五盒大前门、一斤白糖、一条肥皂。老黄只要了一丈七尺布票,并说:“中国老百姓能过去,咱也能过去。”他征求她的意见,她支持他,却佯嗔道:“跟着你啥光都沾不上!”说毕,两个人都笑了。

每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在这个“中日友好”的家庭里,他和她,珠联璧合,称得上是别具风格的“司马相如卓文君”!

天涯情殷殷

那是在七十年代的第三个春天,他们突然收到了一封异国来信。他一看信,脸色陡变,敛了笑容,没了言语,饭也吃不下去了。她好生纳闷,要过信来,只见信皮上首写着:“日本国琦玉县川口市弥平 栗山三佳”;下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潼关外交口家畜病院 黄成功”。“潼关外”显然是“临潼县”之误。那么,这个“栗山三佳”是谁呢?让我们随着黄西英的目光读读这封信吧:

“……战争一结束,我就找政府要人,他们说你死了。我说那就该有个证据呀,人家的亲人阵亡后,还拿回个骨灰盒,我父亲的骨灰盒在哪儿?他们没法回答。去年日中建交,天大的好事呵!我又去找政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他们终于打听到了您的情况。得到您还健在的消息,我们全家人高兴得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他泪流满面地告诉妻子,三佳子是他的女儿。走时,可怜的孩子才五岁呵!老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还能收到远在故乡的亲生骨肉的来信!

听了丈夫的叙说,黄西英也不禁扑簌簌落下泪来。过去,她只知道他有过爱人,却不知道他还有个孩子。也难怪他呵,到中国来当炮灰,生死难料,他是把妻离子散的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我以为她怕早已不在人世了……”老黄喃喃地说。“别说了,快写信吧,告诉三佳子这里的一切。”西英抹了一把泪水,劝慰丈夫。他点点头,找来了笔和纸……

从此,远隔重洋,鱼雁不断。每封来信,他们都在一起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失去父亲的孩子是多么痛苦呵,那是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多亏了那些好心的大叔大婶们,他们关怀照顾我,使我才有了今天,我诅咒一切战争!……”

“……数日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陆续播映了实况,我没有一次不收听不收看的。日中两国能够和睦相处,这对身在中国的父亲和在日本的您的长女来说,都是实在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们的房间里,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在‘西安’附近,我们找到了‘临潼’。小女儿用铅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了两个红杠杠。好说:‘呵,爷爷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思念父亲,要是闭上眼睛,一下子就飞到父亲身边,哪该有多好!……”

“……我们的朋友大熊要去中国旅游,我让他给父亲带去几盘磁带。其中一盘,录下了我们全家的声音。你们听了以后,会高兴的!……”

这盘磁带很有趣,一家四口欢欢喜喜地向中国亲人汇报各自的年龄、身高、体重、爱好……满腔深情,一串笑声。他和她不知听了多少遍,每听一遍,他总要高兴得流下泪来,而她也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你的家乡好不?”一日,她问他。

“好的。有高高的赤城山,有清清的大利根河。那是日本有名的河呀,小的时候,我的常去河里游水、捞鱼、捉螃蟹。”

“那你不想回去吗?那边有亲生女儿,生活也比这边好。”

他沉默了,半天无言语。

一九五三年,日本政府曾发出通告,敦劝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回国。当时他们正处在艰难时期,他考虑再三,放弃了回国的机会。他不忍心撇下她和孩子呵!他要是一走,她们娘俩可该怎么生活呢?他已经饱尝过一次分离的痛苦了,实在不愿意在受过伤的心灵上再插上一刀。

如今情形不同了,女儿来信,朋友来信,日本政府也来了信,都说他只要回去,吃穿住啥都不愁,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可他走得了吗?来到中国已经四十多年了,这里有朝夕相处的好乡亲,有健康可爱的儿女们,还有她——患难与共的好妻子,感情太深了呵,如果回去,他会想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他告诉她,他不回日本了,但有两个心愿:一愿女儿能来中国,临老前见上一面;二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和过去一样,她当然理解了他。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的教科书中,把对中国的侵略,篡改成“进入”。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黄成功立即给本国政府写了一封抗议信。九月,他和她来到了西安人民大厦,参加陕西省电影公司为中日合拍影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举办的首映式。那篇讲话稿,是他和她共同写成的:“……我再一次要求日本文部省将教科书中篡改了的部分修正过来,从而教育日本青少年,懂得真正的历史……”

去冬,黄成功已光荣离休。儿女们工作在外,他和妻子在家里读读报、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当然也养养猫儿狗儿的,过着恬静愉快的田园生活。前不久,三佳子来信,说她正在申请,很可能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全家来中国探亲。这是一个喜讯,他和她商量着、忙碌着、准备着……

愿他们和女儿一家早日团聚!

愿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象高高的富士山、滔滔的渭河水一样万古长青!(原载1985年2月24日《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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