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与校庆

复旦,是我的母校。再过几天,5月27号,是她的110周年校庆。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延续血脉的是一代代复旦人。在世的校友中,最年长的110岁,恰与母校同龄。在邯郸路上的老校区,我待了八年,横跨上世纪大半个八十年代。1980年秋,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我提着被褥衣物暖瓶,走进貌不惊人、窄窄的主校门。石雕的毛主席站在正对面,注视着我们。1988年夏,我拖着一个塞得快爆开的行李箱,内含菜刀、案板、中式调味品、牙膏、一大叠黑色袜子(听一位女生的建议,说是不怕洗丢,总能配对),告别母校,赴英留学。

校庆前,母校用一款特制的app神器,搜索散落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短短几天,已有近四万校友网上集结,来自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与地区。母校是这样一个存在:一旦停留过,即便短暂四年,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就终身入籍,伴随至死。

我亲历的上一次校庆,还是三十年前的1985。那年,我留校不久,恰逢80周年校庆。校长是谢希德,书记是林克。为纪念校庆,校方赞助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复旦风》,我是主编。当时,因我坚持要用乌黑的底色做封面,有些争议,觉得不吉利。校方最后也没问什么动机,放行了。自由而无用,是复旦人的自嘲。大学,跟墙外的世界总得有些不一样的风景。复旦的人,骨子里,信这个。

校友的微信群里,近日流传最广的几篇文章,有《“最牛班级”的老师们》,说的是数学系77级和78级对几乎教过他们的每一位老师的回忆。这个班出过太多的大牌教授、加上一位共和国现任副主席。但他们选择纪念老师;另一篇,写的是学生对复旦食堂大师傅们的感恩。这像我记忆中的母校。

过去几年,作为记者,我回到中国常驻,时常听闻对当下中国式校庆的吐槽。一位教授朋友告诉我,他任教的大学,就像个官场后院。校庆典礼,庞大的主席台,清一色地按VIP校友的官职排位,官位低一些就挤不上台。不少大学,杰出校友的名录,更像政坛权力榜。如果校友中沒出几位部级官员,面子就过不去。一位熟人,北京工科毕业。前些年,他兴冲冲回母校出席校庆。午餐时,他发现校友分了等级,盒饭还有不同规格。他的自尊心受伤,从此与母校诀别。

我曾问过一所中国大学的主管:校庆时,可否不设主席台,让领导人或高官校友直接坐在校友席中?他无奈地说,这有难度。我体谅他的苦衷。面对空气中弥漫的官本位与权力崇拜,中国的大学只是个无力的稻草人。

上个月,我应邀去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演讲,碰巧是她150周年校庆。那是胡适、赵元任、茅以升等早期中国现代化先躯的留学地。中国留学生介绍说,校庆日当天,并没有政客盈门和热闹的庆祝会,而是各领域杰出校友的讲座和对话,以及遍及全美及全球的校友团聚,纪念康奈尔对人类、社会和科学的贡献。

我带回一册今年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特刋,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几页,新近去世的老校友名录,均按毕业年份排序。编辑还特别说明,校友网站上可查询所有已故校友的名录,也可向校友会索取纸版。校方试图与目前在世的25万5千名校友保持联系。我的亲友中,有位二十年代的康大毕业生。几年前,后辈捐了些款。为表示谢意,校方请他们在山间的康大植物园中找一棵心仪的树,树枝上系一块名牌,以作纪念。

无论中外,一所杰出的大学,共通的一点是“学生至上”。去年,香港大学邀请到极少露面的旅法钢琴家朱晓玫演奏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我问校方,是否邀请了许多香港政商名流。回答是:没有。自己的学生更重要。外方邀请多了,学生的票就少了;一次去哥伦比亚大学开中国论坛,会场原定在哥大最古典的标志建筑Low Library。后来不得不改地方,因为当天有校友举行婚礼。校友优先。

当然,欧美名校礼遇校友,与向校友募款的(Endowment)的传统有关。而校友是捐赠的主力。若不把学生当人,学生日后断不愿开支票捐款。常靑藤学校中,康奈尔的财力,虽仅在小康水平,也有62亿美元。腰包最鼓的是哈佛基金,364亿美元。其次是,耶鲁239亿美元;斯坦福214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92亿美元。中国最顶尖的名校,近年也设立了发展基金,规模最大的有40多亿人民币,约是哈佛的1/60。几年前,大陆留学生张磊向母校耶鲁捐赠888万美元,网上舆论颇多指责,批评他不爱国。我想,中国的教育官员应不难理解张磊的决定。

观察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大学是它的影子。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大学的并校、扩建、改名,初衷虽良好,结出的一些果实却不幸。因为并校,不少传承悠久的老牌大学就此衣冠不存,历史一笔抹去,校友的集体记忆与归属感从此断裂。我多次听到朋友们对他们已故母校的怀念与失落感。据说,也有大学在改建时,觉得老校门不气派,改换门庭。校友回母校,已不敢相认;若以中国式的改名,麻省理工学院(MIT)恐怕也早就变成美国科技大学了。

母校这个词,造得很合意:以校为母。我坦白,我是有母校情结的。据说,复旦近年在网上被评为中国最浪漫和小资的大学,指的应是她温情友爱开明宽容的一面。复旦可能没有中国最美的校园,但校友珍惜其一草一木。复旦仍保留着那个有点显窄、不够气派的红砖校门。

对母校的评价,我们从来难以客观:自己可评头论足,却容不得旁人说三道四。在高考录取率仅为5%-6%的八十年代,这个叫大学的地方,与我们的命运绑得太紧,深入骨血,难解难分。五湖四海的七人,十平米的宿舍,泡水打饭,熄灯卧谈,分配工作,迟到的青春期,以及几无隐私的四年同居。我们这代人的包容,是在彼此的呼噜和磨牙声中炼成的。出门在外,即便从不相识,“校友”二字,如同无产者听到《国际歌》的召唤,就够了。(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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