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改革的根本触及政治制度

举步维艰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裹在一份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安改革方案”中,迈出了一小步。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的其中一条是将在中国城市中全面取消“暂住证”制度,逐步以“居住证”取代。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以永久性的居住证取代暂住证,能给数以亿计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带来实际利益和方便,比如子女教育、购房买车等。支持者说,这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迈进了一步。批评者则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根本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转型。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逐步确立了一套世界上最严格的人口移动控制制度。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及其子女的身份、权益、保障受到户籍制度的严重束缚和侵蚀。户籍制度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

一个“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多大?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城市户口附着太多有形或无形的福利,甚至是尊严和身份的象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口实际上成了生活的“入场券”。

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依然处于“务虚”状态。户籍就像挡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一扇铁门:门外的人要推门而入,而门里的人却牢牢地攥住门把手。

但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宣布彻底取消“暂住证”,至少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胡星斗教授认为,以居住证代替暂住证,涉及到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公民社会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从这个方面看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因此推动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胡星斗教授分析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管控社会,或“说得更难听一点”,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一个现代社会中是没有“二元户籍制度”的。随着中国超着现代社会、法制社会的前进,户籍制度改革无法回避。

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一是旧的观念。一些官员仍然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是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认为必须通过户籍制度将中国城乡分割开来,将中国各地区分割开来才能有效管控。二是既得利益。如果农村人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益,将会侵犯从个人到政府部门广泛的既得利益。

中国官方在宣布取消“暂住证”的同时又说,北京等少数几个农民工流入量最大的城市不在此列,农民进北京城打工仍需申请办理“暂住证”。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表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不仅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也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在他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国全国最好的资源,福利与发达国家接近。要解决户籍,同时要解决含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向这方面倾斜,会使原来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现代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很不以为然。胡星斗教授认为,“财政上承受不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胡星斗教授说,即便是把1.6亿左右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都城市化,按中国有关部门的花费测算,也就是一二千亿人民币,这笔钱中国是完全能拿得出来的。之所以“拿不出来”,关键是中国的财政支出是由官员掌控的,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里由议会、也就是选举议员的老百姓掌控的。“钱袋子”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户籍改革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干。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的户籍改革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制度必须转型。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说到底又与政治制度有关。中国的人大必须要能掌握“钱袋子”、人大代表必须能代表人民,这的确又涉及到政治改革。(来源:BBC中文网)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