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新闻审查制度为何受到拥护

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之际,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电视台播出了相关节目,网站上也发表一系列报道。其中一篇谈到了为什么在一战期间,加拿大的媒体愿意接受新闻审查。文章的作者是艾拉-贝森(Ira Basen)。他在文章的开头引述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8年说的一句话“当战争到来时,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约翰逊因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孤立。但他对战争中真相会被掩盖的论述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美国在1917年参战,当时国内有强烈的反战情绪。而加拿大和英国一起在1914年8月4日参战时,国内舆论一面倒持赞成态度。这使记者很难再作出与此相悖的报道。新闻机构也不想以批评战争的报道惹怒他们的读者和政府。

1914年8月22日,战争开始不到三个星期后,加拿大国会通过了“战争措施法”。其中包括了“对出版物、文字作品、地图、照片、通信和其它传播方式进行审查、控制和禁止”的条文,只要政府认为他们威胁到了“安全、国防、秩序和加拿大的利益”, 就可以查禁。

战争第一年的大多数时间,政府官员并没有怎么强力执行这一法律。联邦政府也没有一个集中监察报界的机构,只关闭了一家有明显亲德反英的报社。但前线发回来的新闻越来越严峻。在1915年4月和5月的首个大型战役中,有6,500多加拿大军人伤亡。政府开始担心这种坏消息可能会对招募新兵和筹款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开始仔细审看关于战争的报道。

新闻机构仍然热心于支持战争的努力。但由于竞争激烈,一些新闻机构开始刊发军队调防的故事和照片,政府官员认为这是不适当的。因此,在1915年6月,政府设立了新闻审查办公室,负责确保批评战争政策的文章不能出版。它也禁止发表那些“协助或鼓励敌人,妨碍或影响战争胜利”的报道和评论。

当时加拿大大多数新闻机构、记者和编辑都欢迎设立这一办公室,认为这意味着,全国各大报纸有了同样明确的定义和规则。 除此之外,政府还任命了侨居伦敦的加拿大著名记者马克思-艾特肯(Max Atiken)作为战地记者,发回一系列旨在颂扬加拿大军人的报道。他的报道被刊登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艾特肯最令人难忘的报道是生动的重新讲述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他的报道首次提到加拿大军队“遭受惨重伤亡”,而且还列出了一些阵亡士兵的名字。

但随着战争的延续,加拿大人对战争的真相了解越来越多, 这使他们觉察到新闻媒体上的报道与真相的差距。真相来自前线寄出的信件, 来自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也来自不断加长的伤亡将士名单。而且当时美国并没有新闻审查,所以媒体上也有真实的报道。那些了解到战争真相的人开始知道:他们是无法从加拿大的报纸和杂志上得到战争真相的。

在一战期间,加拿大总共查封了250种出版物,其中有225种是美国媒体在加拿大的分支。慢慢地,加拿大的一些编辑和出版商也开始醒悟,他们的报纸信誉正滑向危险的边缘。1917年8月,《星期六之夜》杂志在其一篇社论中就说:“我们一直在发表自信满满,充满乐观的废话。战争不是靠这种方式能赢的。如果我们不能承受听到的有关战争的真实新闻,诚实的报道,那新闻界将是一块糟糕的地方,成功也毫无意义”。

即便如此,当时大部分的加拿大记者还是热衷于报道“正面消息”,哪怕是最可怕的战场屠杀。他们在1915之后从前线发回的报道,可靠性甚至还不如艾特肯的报道。当然,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身陷其中了,他们也穿着军装,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不习惯于发牢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拿大还只是自治领区,是一个准独立国家。参战使加拿大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它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战争结束10年之后,英国下院议员阿瑟-庞森比曾说“在新闻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报道更不可信的了。”

也有几位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记者甚至写过忏悔文字,一方面解释战争期间他们所做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减轻内疚感。 而加拿大没有记者做出类似的忏悔。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王和国家,没有什么可道歉的。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把新闻工作当成一个“专业”,要求记者编辑应该客观公正,不受政府影响的概念应是来自1914年的美国和英国,而不是加拿大。加拿大记者认为自己在战争中应起到积极的作用,新闻报道也是为帮助战争胜利,而不是为寻找真相。(来源: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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