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议中国新总理

3月30日,在中国海南省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履新还不到三周的中国总理李强发表讲话,这也是他上任后在国际场合的“首秀”,外界也可以借此机会一窥这位新总理的执政风格。中国新总理演讲的内容大体上四平八稳,并没有冲上媒体头条的金句。但还是有不少词汇体现出李强的个人特点,超出了中国政治语境的习惯,比如,他说“亚洲绝对不能生乱生战”等。

李强演讲是台下坐着不少外籍人士,在每次鼓掌时稍显犹疑,一个原因可能是翻译带来的延迟,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希望在字里行间更深了解这位执掌中国的二把手。

上任23天,李强言行透露了什么?
通过中国政府网的记录,李强上任以来的23天(截至4月2日),参加了15场与经济有关联的公开活动,细究他讲话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能够透露其执政思路的蛛丝马迹。

第一个信号,作为新总理,李强在不少政策上延续了前任李克强的轨迹。比如,他在3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在任时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的临时性政策,在这次会议上确认会延续,包括减半征收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减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减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所得税政策、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等等。

在3月30日的博鳌论坛上,李强称,“我们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保持我国金融运行整体稳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他的前任李克强在金融海啸后上任,对“防风险”很敏感,“李克强经济学”中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都意在于此。目前看来,李强还没有改变这些方向的打算。

第二个信号,李强在多次外交会谈中,提及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比如,3月29日会见科特迪瓦总理阿希,3月31日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4月1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4月2日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无一例外提及有意将上述领域作为双方合作的新引擎。特别是在4月1日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谈中,更详细地称,两国要挖掘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新潜能,构建人才培养交流、科技企业孵化、联合研发、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合作模式。

过去23天,李强去了湖南、海南两个省调研。在湖南,他调研的主题是先进制造业,访问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长沙比亚迪汽车、蓝思科技等企业。调研过程中,李强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一个重要关口,我们坚守制造业的决心不能动摇,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这似乎与他所处的时机有关——他上任之际,中国和西方在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的“脱钩”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国内则继续转型发展更高质量的经济,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个特点,对外商喊话将进一步开放。15场活动中,5场外国政要会见,4场外国企业家或机构代表会见,一个国际论坛讲话(博鳌),还有在海南调研自贸港建设,占据他公开活动的绝大多数。这些场合,他基本上围绕两个主题在对外资喊话:中国的发展为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注入很大确定性;中国将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

李强的三大紧迫任务
仅靠23天的公开活动,还难以全面观察李强的施政思路,但外界普遍认为他当下急需面对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重建民企信心。过去几年,中国的民营企业经历了罕见的打击——教育培训行业被“一刀切”;互联网巨头们约谈、退市、罚款、拆分;房地产企业们脚踩“三道红线”后,债务违约,濒临破产,留下一地“烂尾楼”。这几天,马云回国的消息占据诸多媒体头条,因为市场太需要这样一次标志性的露面营造“拼经济”的氛围,当然,侧面也反映出,民企的信心有多不足。

而李强恰恰被认为具有“民企基因”,比如他在总理记者会上说“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指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对“国进民退”的担忧;他还说,“我长期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就是指他曾在浙江主政,他出生的温州市更被誉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之乡”。

第二个紧迫问题则是吸引外资。过去20多年中国一直是外资眼中的淘金之地,无论是作为生产基地,还是消费市场,但疫情下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让外资望而却步。一周前,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消极”。但他给出的理由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使商业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中国美国商会对其900多家会员企业最新年度调查中显示,55%的多数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之一,这是有此调查后首次出现该状况。去年,认为“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是其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的企业上升了10%,达到66%。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对外国公司的欢迎程度降低的企业也增加到49%。经济学人智库(EIU)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苏月表示,李强试图向私企和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政府将坚持发展民企并欢迎外资。但是,“即使李强作为一个亲商的总理出现,并且在浙江和上海的任期内有良好的记录,但缺乏制度化的措施意味着信心不会立即恢复。”

第三则是帮助中国跨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大规模低水平的制造业,再加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总量不断走高,然而这些“低垂的果实”已被摘完,必须进行产业升级,通过附加值更高、效率更高的新产业,替换高污染、低效益的旧产业。目前摆在中国面前是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跨过去,成为中国经济的母题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李强在上海任职期间的新冠疫情应对虽被大众诟病,但也被赞誉用超常措施、超常速度引入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有观点认为,这与当年引入iPhone手机生产链意义相似,通过引入一个巨头,有望带动整条产业链,最终盘活整个智能手机行业。而电动汽车在中国产业升级中被寄予厚望。

梳理完李强面临的三大任务,背后的悖论也浮现出来——一方面,他与习近平历史极深(在浙江时期的秘书长),但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国对教育、互联网、房地产等领域的强力监管,让民企战战兢兢,对外强硬,使外资忧心忡忡。他对外资和民企的喊话甚至承诺,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到实处?

主流的观点认为,作为习近平“近臣”的李强将很难有自己的主张和创见。但反对者也可以说,一把手和二把手的私人关系反而能够助力总理取得更大成绩,比如30年前的江泽民和朱镕基,正是因为前者的力挺,朱镕基才可能在礁石遍布的改革之路上“摸着石头过河”。如今的李强面对体量更大、更复杂的经济难题,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习近平的支持,还值得观察。

在中国,总理还重要吗?
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党中央更多负责顶层设计、意识形态、宣传、军事等,国务院总理要应对经济社会治理的细枝末节,尤其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总理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从法理上而言,中共建政后在1954年宪法,国家主席拥有实权,有权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到了1982年版宪法,国家主席成为虚职,行政权力完全移交到国务院,实施总理负责制。

前总理朱镕基时代,这一体制运行的尤为明显,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国企改革到到房地产改革再到加入世贸组织,都打上了鲜明的“总理”烙印。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改革事项不再由总理主导,而是成立了诸多横跨多部门的“领导小组”,更多原来政府主导的议题由中共中央的名义来具体安排;而强调“党领导一切”的潜台词是“弱化总理角色”。邓小平时代提出“党政分开”,到了2017年“两会”时,王岐山特地纠正为“党政分工”。

但即便如此,中国总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强于一些国家的虚衔总理,比如法国总理、俄罗斯总理。从中国的制度设计上来看,李强总理的权力范围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总理对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具有最后决策权,而国务院职能包括财政、税收、民政等各个方面;
其二,总理还有创制权,他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通过后即成为国家法律;
其三,总理还可以通过国务院令,颁行或废止行政法规,任免国务院下属各部位官员,以及港澳特区首长,甚至宣布戒严。最近一次国务院令为758号,是今年2月14日由前总理李克强签署,主要是关于中国公司在境外融资的特别规定。

会有“李强经济学”吗?
正因为新总理有可能在社会经济治理中发挥巨大作用,因此李强上任之初,外界就开始揣测,会不会有“李强经济学”?这种领导人名字加上“经济学”的模式,一般来指代某位政治人物实施的经济政策。“某某经济学”,并不是指某个政治人物开创了新的经济学派,而往往指其实施了独特的经济政策。

这种用法首次出现,还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通过建立“小政府”,减少开销、降低税收,不搞财富再分配,有钱人虽然会因此更富有,但他们会加大消费和投资,财富由上渗漏而下,最终使各阶层受益。因此也被称为“渗漏理论”(trickle-down theory)。

从里根直到奥巴马都被看作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直到拜登上台后,这一点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全面反叛,他不仅在预算案中批评“渗漏理论”从来就没有起效过,还建立“大政府”,着力在经济规划中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在亚洲比较出名的例子是“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寄希望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扩大财政、促进民间投资”三支箭,打破本国经济“失落二十年”的沉疴。安倍去年遇刺身亡后,外界梳理他的政治遗产,几乎都绕不开“安倍经济学”。

在中国,第一次有此待遇的中国总理是李克强。他在2013年上任后三个月,巴克莱资本在一篇报告中提出“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其核心与里根经济学有相似之处,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随后十年,他的执政思路也确实按照这三点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2007年还在主政辽宁时,经常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来对经济体检。2010年时《经济学人》认为这三个指标比GDP更可靠的评价指标,并将其命名为“克强指数”,花旗银行甚至将三个指标占比细化后,正式用作研究依据。(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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