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国经济展望

12月15日至16日中国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每年12月底的这次会议透露来年经济政策基调,包括财政、货币,乃至对房地产、互联网、汽车等重要行业的最新动向,因而备受市场瞩目。这次会议还有两个特殊背景:10月中共“二十大”后新浮现的四位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明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将确认中国新一届经济主官,因而此次是新老交棒的会议;11月底,中国突然放开严格的防疫管控,为当前深陷泥沼的经济带来希望,明年经济将面临全新的环境。

这次会议给予“稳增长”最高优先级,改变“稳就业”排在第一的情况,并且没有再提“清零”,而称“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增加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的说法,多位经济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明年会有更大规模刺激经济复苏。就具体行业而言,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和养老服务被特别提及,以提振内需;支持平台企业发展也备受讨论。这四个行业中,房地产和平台企业(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在过去几年受到严厉监管和经济恶化的双重挤压,分析人士预计它们有望在2023年“喘口气”。

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
会议给出的官方判断是——“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在疫情中走了个“过山车”,目前正处于低谷。疫情刚开始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但很快受到控制。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使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同时中国政府将营商和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填补产业链中的弱项和短板,以图保持并提高制造业水平。这些原因使跨国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换言之,由于当时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

于是2020年下半年,中国外贸止跌转涨,甚至在2020年12月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8.1%,远超预期。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至此,中国贸易规模已连续6个季度正增长,在全球的占比甚至达到历史峰值。

今年初,发生第二次反转,奥密克戎袭击中国,大中小城市封城此起彼伏,不同于疫情之初的“短痛”,2022年中国经济一场场“阵痛”,绵延全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全年估计增长3%,不及5.5%的目标。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在经历29个月的增长后,首次出现萎缩;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15亿元,同比下降达到5.9%。思睿投资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洪灏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内部和外部的需求在同步消退。

经济学人智库(EIU)经济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经济复苏首先依赖于中国的重新开放。如果能平顺地过渡到“与病毒共存”肯定会增强市场信心、支出和投资,但这还不是一个确定性事件。支持性政策可以为经济注入进一步的动力,但不太可能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中国的官员们显然非常担心财政可持续性,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词在会议声明中不同寻常地出现了三次。我注意到他们在文件中删除了‘减税’的提法,这进一步表明他们不希望将政府财政绷得太紧。”徐天辰表示。

刺激内需与扩大收入
经济学家中流传一则老笑话——“只要教会一只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它也能称为经济学家。”疫情之初,中国经济面临罕见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冰冻的情况。供给一端,工厂停工停产,货物停运;需求一端,老百姓足不出户,不再逛街、聚餐、旅游和看电影。

从2020年二季度到2021年底,“供给”和“需求”都得到恢复,其中“需求”恢复得慢一些,老百姓面对不确定性还在谨慎消费;而“供给侧”的工厂们,依托海外的订单,甚至超过疫情前,从自行车、健身器械,到电子产品,开足马力地生产和出口。到了2022年,中国再次面临“供给”和“需求”同时陷入困境的局面。供给一端,欧美逐步解封,订单回流到其他制造中心,美联储加息抑制了外部需求,再加上防疫政策打断生产和运输,中国企业们同时抱怨“订单减半”和“供应链噩梦”;需求一端受挫更直接,此起彼伏的封城和收入减少,让居民要么减少额外消费,要么封在家中无处花钱。

到了2022年底,防疫政策放开后,如何复苏?上述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安排2023年的经济工作时,把“扩大内需”排到第一位,并强调“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这么做似乎顺理成章,在海外订单减少的情况下,刺激国内消费,不仅提振需求,可以拉动供给侧的恢复。

不过,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提醒,消费受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消费场景等因素的影响,消费恢复缓慢一定程度受制于居民收入和就业,当前就业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中国11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相比10月份继续上涨,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还处在两位数的高位。基于此,任泽平建议政府发放消费券,有利于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帮助部分困难群众度过暂时性困难,提振民众信心,资金来源可以通过特别国债。

值得一提的是,12月14日中国公布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称,必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内需拉动作用。中国东邻日本曾制定过类似计划,即1961到197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同的是,该计划将经济发展目标锚定在“国民收入”这一个指标上;相似的是,收入倍增后可以大幅释放国内需求,为经济增长带来澎湃动力。这一计划取得巨大成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哪些行业可能受益?
徐天辰称,“会议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对于促进消费的执着,以及在对科技公司具有破坏性的监管中有所回缩。这种支持增长的立场,以及扭转一些早期政策,清晰地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清零’政策所带来的经济伤痕的担忧。”在“扩大国内需求”一项中,会议通稿中只点名了三个行业:“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

其中,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造2025”选取的10个领域中发展最显著的行业之一——通过补贴等方式,10年间销量从1.2万辆到352万辆。中国希望在汽车行业巨变过程中,从德美日的跟随者,实现弯道超车,变为领跑者。经济学人智库(EIU)分析师阿鲁希·科泰查(Arushi Kotecha)表示,电动汽车对经济增长仍然至关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它在能源转型中的意义和关键作用;此外,电动车是一个经济体中高附加值的部分,因为它不仅包括锂离子电池的和半导体领域的最新技术,还包括车辆辅助驾驶零部件行业(比如激光雷达)。养老服务背后则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老龄化”,中国出生率在疫情三年中一降再降,让“独生子女”一代面临巨大压力。而传统上中国老人偏向居家养老,使养老机构和服务都发育不足。

然而相比于前两者,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重要程度要大得多。房地产上游有建材、化工、钢铁、工程机械,下游家电、家具、装修等,涉及行业多,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关键。但在2020年,中国对重点房企融资提出“三道红线”,对金融机构提出房地产贷款限制,几个月内,高杠杆运作的100多家房地产企业,相继出现债券违约,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烂尾楼”成批出现。到了2022年,数百个楼盘的购房者在网上联署声明,宣布“烂尾楼”若不复工,将不再缴纳贷款。

在经济低迷之中,“烂尾楼”的困局之下,中国政府政策不断转向,放开越来越多对楼市的限制。12月15日,中国副总理刘鹤称,“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我们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回暖。”

但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朴之水(Albert Park)认为,中国政府和房地产的关系还未根本改变——政府高价出售土地,以获得财政收入,资助公共投资。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改革,为地方政府提供其他的收入来源,使他们能够与房地产行业保持一定距离。

过去几年与房地产企业命运相似的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预兆,2020到2021年,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颇为戏剧性地拉开大幕——马云在公开演讲中对金融监管者“开炮”,随即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夕被叫停;滴滴“先斩后奏”赴美上市,一周内就被审查、下架,不到半年即遭退市;此外,阿里收到182亿巨额罚单,腾讯被停发游戏版号。此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蚂蚁金服上市是习近平亲自叫停的;再有《金融时报》报道称,马云已经移居日本达半年。舆论由此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开始“国进民退”?

此次会议通稿一方面称,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另一方面称,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以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两个毫不动摇”指的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强调从舆论上反击计划经济言论,保护民营企业”,而这种方向性的变化,其实比具体的某个行业政策影响要深远得多。(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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