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英代表处的前世今生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过去一个半世纪,都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波特兰坊,与BBC总部不远。但大使馆已决定搬迁到位于伦敦东区的英国皇家造币厂原址,这也许是回顾一下中国驻英国外交机构历史的时候了。

1877年,中国由年仅六岁的光绪帝统治,但实权都由慈禧太后包揽。清政府的外交机构当时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筹备一个英国代表处。但清政府其实不愿意开设这个代表处,它被迫这样做是因为数年前,一名叫马嘉里(Augustus Margary)的外交官在中国遇害,导致中英外交危机。最后,中国政府被迫接受许多英国政府的条件,包括赔偿大量白银,和派出代表团到英国给维多利亚女王道歉。这个“道歉代表团”之后就演变成中国第一个派驻英国的代表处。

一名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的苏格兰裔员工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当时安排清政府,租用一家位于波特兰坊49号的建筑物作为代表处。中国驻英第一位钦差大臣郭嵩焘在1877年到任,他之后也成为中国驻法国第一位钦差大臣。郭嵩焘当时是中国西化的支持者,希望中国“自强”,支持兴建铁路,也相信更大力在中国推广学习外语十分重要。他对中英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持开放态度,也被外界视为不受贪腐影响的官员。他有一名助理和两名翻译员与他一起工作,第一件商讨的事情就是十分具争议的鸦片贸易。英国《卫报》当时报道,郭嵩焘不满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损害,得到一些英国议会议员的和应。

清政府在19世纪末变得弱势,更受到希望推翻清政府势力的挑战。其中一件最注目的事件,是1896年孙中山在中国南方推动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伦敦,之后被清政府的特务抓到,把他秘密地囚禁在波特兰坊的代表处。他得知清政府计划把他偷偷地送回中国,把他公开处决。他为了向外求援,把硬币跟一些便条绑在一起,投掷到代表处外边的街道,成功向自己的好友康德黎(James Cantlie)求助。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康德黎曾经是他的老师。康德黎收到孙中山求助后,到处跟英国议会议员游说,又在报章上呼吁释放孙中山。经过12天,清政府驻英代表处在公众压力下决定释放孙中山,令孙中山在英国成为英雄,同时令清政府十分愤怒。

孙中山1911年带领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管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继续使用波特兰坊49号的建筑作为驻英公使办事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驻英公使是施肇基,他的女儿施美美在自传《哭泣之回响》(Echo of a Cry)里忆述自己在公使办事处成长的经历。施美美在书中说,当时的公使聘请了许多司机、保安和清洁工,大多是英国人,与现在大使馆全部聘用中国员工的做法不同。当时德国军队的热汽球在伦敦投掷炸弹,她与父亲和家人,还有公使馆的中国和英国员工全都躲进地库避难。

1926年,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决定把波特兰坊49号旁边51号的建筑物也租下来,为期999年。至1935年,中英两国升级外交关系,中国驻英公使馆改为驻英大使馆,公使一职也改为大使。过了数年,中国被日本入侵,欧洲也受到纳粹德军攻击。曾经在1919年代表中国参加凡尔赛条约谈判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当时仍然是驻法国公使,他在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时逃到伦敦,之后成为中国驻英大使。他在驻英期间,更兼任第一位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1946年离职,之后改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1949后中共建政,但英国政府在一年后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正式代表。英国政府1950年1月知会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英大使郑天锡,要求他在三个月内迁离波特兰坊的建筑。郑天锡搬离后,英国政府派出工人修复使馆建筑被德军轰炸时造成的损毁,英国外交部也每两个星期清洁建筑内部。除了这些人,建筑大多被丢空,直至1954年,英国首相邱吉尔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英国副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达成共识,中共将派出一名临时代办到英国。这名临时代办就是宦乡,他曾经在上海当记者,之后转任外交官。他获派驻英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任驻英国的外交代表。

许多路人经过这座建筑物时,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它内部经过大规模改建。原本的建筑在1785年建成,由两名著名英国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和詹姆斯·亚当(James Adam)设计。英国政府在1973年同意让中国政府拆除位于49号和51号两座建筑,并在原址将它们结合成一座建筑。但英国政府同时要求,新建大使馆大楼的外墙必须按照波特兰坊其他建筑的风格建造。旧建筑最终在1980年拆卸,新大使馆建筑在1983至1985年间建成。

现在中国大使馆优雅外墙的背后,是一座混凝土建造的大楼,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它基本上是一座1980年代的建筑,备有一个仿乔治亚式风格的外墙。使馆大楼面对波特兰坊的大门不是经常使用,公众和使馆职员经常使用位于韦茅斯街的一个入口进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加派驻英国的外交官员,这座大使馆建筑变得越来越挤拥。它同时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宝库,收藏了许多中国卷画、书法和画像等中国艺术品。它们大多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作品,由齐白石、徐悲鸿、吴昌硕、任颐、傅抱石等艺术家创作。使馆外也曾经发生许多关于天安门事件、西藏等的示威,近年更有关于新疆的示威。另外,法轮功支持者从2002年开始在使馆对面的街道抗议,没有停止过。

受使馆影响,波特兰坊四周的环境也渐渐变成英国国内华人生活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距离使馆不远的本廷克街9号设办公室,希望在英国民间争取对中国的支持。这个办公室由富有精力的宣传家叶公超担任主席。当时每一名住在英格兰的中国学者,都会在中国大使馆和叶公超在本廷克街9号的办公室之间穿梭,包括外号“哑行者”的中国诗人蒋彝(牛津郡最近为他树立一个纪念他的蓝色牌匾)、作家熊式一和他的妻子、还有二战期间中国唯一一个驻西欧的记者萧干(别名若萍)。

直至今天,许多大使馆的职员都住在德文郡街的官方住所,而波特兰街31号也被中国大使馆租用作办公室。大使馆的签证办公室本来也在同一条街上(对这个签证办公室的主要记忆,是那些精通中国文化的英国人,冒着严寒在外边排队,还要面对那些冷酷的办公室职员!),但这个办公室之后搬到靠英格兰银行更近的位置。中国大使馆搬迁的日子尚未有定案,但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大使馆就会离开伦敦西区,搬到东部英国皇家造币厂原址。最后让大家了解一下大使馆新址与旧址的分别:现时位于波特兰坊的中国大使馆面积只有约6,000平方米,大使馆新址面积超过十倍,约65,000平方米!(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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