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地方公布数据加总，2018年中国新生儿出生数或会低于1,500万，这意味着今年人口出生率仅为10‰，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统计中上一次新出生人口不足1,500万的年份是1961年，那一年中国还处在大饥荒的尾部。即便考虑到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人口增长率自然降低，那么按照1500万新生人口估算的中国总生育率刚能达到1，约为一对夫妇一生仅要一个孩子，这个数字已经远低于日本1.4的水平，比之人口结构稳定更替的2.1的水平更是差了一倍。多子多福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在计划生育贯彻严格的1980、90年代，即便剔除数以十万计的黑户新生婴儿，年均新出生人口也超过了2,000万的水平。而当前社会的生育意愿如此之低，不由得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红利过快消失的讨论。其中一个流行的论断是，高房价和还贷压力是挤出人们生育意愿的罪魁。
但是，如果针对一个问题找错了原因，那么也就很难找到正确的解答方案。如下图所示，以近20年的宏观数据来看，房价、经济增长率和生育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房价快速跳涨发生在2009年之后，生育率则在近二十年内在11‰至13‰的低水平上呈现稳定，最近的下降发生在2017年，因此高房价挤出了生育意愿的说法从宏观数据本身来看并不成立，至少并不直接。值得指出的是，上图所用生育率统计出自世界银行，统计部门的调查生育率则远低于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银行的统计更接近计生部门的统计，而调查生育率则更接近实际状况，也正是在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了调查生育率的数据统计。即便按照世行的统计数字，如下图所示，中国的生育率和日本相差不多，低于美国及OECD国家，更低于印度及全球平均水平。
而若按照图中短黑线所示的调查数据，中国生育率不仅长期低于OECD国家，并且在2010年已经低于了日本，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意味中国未富先老的问题要比想象中严重的多，快得多，但是政策上的反应却慢得多。日本的老龄化和低生育水平不仅带来了接近于零的经济增速，更带来了社会总储蓄的不足，如果没有大量的日本海外公司将利润汇回日本，以及日本政府的高负债用于公共支出，日本社会将远不及现在稳定。
根据贝克尔等人的观点，生育本身是成本与收益的衡量与妥协。在经济增长初期，人们的收入基数往往较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生育更多子女可以为家庭内部增加更多收入机会，抚养老年人的平均支出会降低，因此生育意愿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抚养子女的成本较快增长，养老等支出更多依赖社会化的收入转移，个人不再那么依赖家庭，而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收益并没有比以往更多，那么生育意愿则会因此降低。
因此，挤出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养育孩子的额外成本过高。从家庭支出角度来看房价问题，当然会挤占抚养孩子的收入。只是在这里，房产相关的支出不仅只是一种成本，房产本身作为资产而言还具有财富效应，并非绝对的支出成本。财富效应一方面表现为资产增值有助于提升消费意愿、资产变现可以获取更多收入，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以继承资产。房产对于生育意愿同时有促进和降低的作用。
同时，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除了少数中国一线城市的特殊情况外，欧美及日本诸国的平均房价水平及房贷支出负担并不比中国低。2017年，中国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8.85、三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为7.19(Wind统计)，同期美国54个样本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为8.0(statista统计)，日本都市圈每平米房价与年均可支配收入持平(statista统计)。再从居民杠杆率上来看，以家庭债务/GDP衡量的杠杆率中国为48.4%，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6.1%。
考虑到上述因素，房价水平并不是中国生育率低于欧美和日本的主要原因。欧盟是高福利低生育的典型，但实际上欧盟国家之间的生育率水平也有较大差别，西班牙的生育率仅有1.3，但是英国的生育率为1.8、法国生育率则接近2。欧盟内部生育率的差别与社会保障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尤其是总生育率超过1.7的国家，其公共社保支出普遍超过了GDP的20%。
这里的公共社保支出，是指由公共部门通过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的教育、养老、医疗及社会救济支出。公共社保支出，是衡量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障水平的较好指标，因为它剔除了类似“五险一金”等由工资扣除的部分，直接衡量了政府收入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包括五险一金等社保支出在内，中国的总社保支出GDP占比约为11%，其中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部分约为53%，即中国的公共社保支出仅为5.8%左右。而在占GDP5.8%的公共社保支出中，教育支出占比又超过了4%。也就是说，政府在养老、医疗及社会救济方面所做的转移支付所占比例不到GDP的2%，而与此对应的，仅税收收入一项就占去了中国GDP的20%。相比较欧盟国家平均超过15%的公共社保支出水平，中国的公共社保支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社保支出过低，不仅使得居民只能实施更多的自我保障从而对生育谨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共福利和社会救济产品的供给过少，造成公共资源或者分配不平等，或者价格高昂。两方面共同起作用，居民即便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也不敢采取行动，生育率过低也就不足为奇了。
房价过高是直白易见的，人们更有切身的感受，而社会的转移支付机制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普通人认为房价过高是挤出生育率的主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学者和决策者却需要更宏观和更深刻的视角来理解这一问题。而当前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将教育、医疗和养老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这样公共社保覆盖率低也就成了发展的优势，这样的学者不仅经济学水平糟糕，而且对普通人的生活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同情。
最后的问题是，提高公共社保水平就一定能提高生育率吗？日本的经验是，政府在近十年里不断降低家庭的生育支出，完善公共保障体系，阻挡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并且略有回升。即便提高公共社保水平不能提高生育率，在宏观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对于社会保障的结构性忽视也会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