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德国一场抢劫挟持案持续了56个小时，最终在高速公路上以暴力流血方式结束。尘埃落定，人们发现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富争议，其中有一名记者的行为更被视为过线。这一轰动一时的大劫案的犯罪人之一不久前刑满获释，让“格拉德贝克人质秀”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2018年2月，迪特尔·德格斯基(Dieter Degowski)在监狱服刑近30年后获释。他当年参与了一系列暴力犯罪活动，而在案发的前后3天时间里，整个过程经媒体密切跟踪报道，留下了非常详细的纪录。在德国，此案被称为“格拉德贝克人质秀”。至今它仍然是人们集体记忆中的一道伤疤：因为案件中有两名年轻人质丧生；因为警方让事件扩大到失控的地步；还因为媒体贴身跟踪报道正在进行中的罪案，影响了警方的行动，痛失和平解决案件的良机。
案发时，乌多·罗贝尔(Udo Röbel)39岁，是科隆小报《快报》的副总编。他说：“这一案件当时对警方和媒体来说，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如果发生在现在，每个记者都会稍稍停下来提醒自己：等等，这里应该有些红线是我万万不能踩的。”“但是在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像着了魔一样，根本就不思考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这一切都从一家银行打劫案开始。案件于1988年8月16日发生在西德鲁尔区小镇格拉德贝克，德格斯基和同伙汉斯-杰根·罗斯纳尔(Hans-Jürgen Rösner)闯入镇上一个德意志银行分行。当时，银行尚未开门营业，里面没有顾客。两人持枪威胁职员。几分钟后，警察赶到了，警匪之间出现对峙。经过将近一天的谈判，警方答应提供一辆出逃的汽车和一些现金。两名劫匪消失在夜幕里，还带走了两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劫匪开着汽车乱转，还在某处停了一会，接上了罗斯纳尔的女友。
第二天下午，他们在距离格拉德贝克230公里的不来梅市郊停了车。他们本想另租汽车继续出逃，但几次租车都没有成功，于是两人劫持了一辆载有30多名乘客的巴士。记者们蜂拥赶到汽车站，有的还上到巴士里拍照。罗斯纳尔在街头召开一场即兴记者会，手里握着枪。之后，巴士离开了车站，向北部大城市汉堡方向开去。路上，车停在高速公路加油站，两名银行职员被释放了。罗斯纳尔的女友玛丽安·罗布利奇去上厕所。
在这里，一直对绑匪束手无策的警察们误判了形势，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在罗布利奇离开厕所时把她抓了。等德格斯基发现女朋友久去不回，给警察下了通牒：5分钟内把她送回来，否则要枪杀一名人质。警察没能在5分钟内释放罗布利奇，德格斯基朝15岁的伊马纽尔·迪·吉沃奇(Emanuele di Giorgi)头部开了一枪。吉沃奇因失血过多死亡。大巴车接着上路，在凌晨时分越过边境进入荷兰。劫匪在荷兰放弃了大巴车，上了一辆由德国警方提供的宝马牌汽车。他们挟持了两名巴士上的乘客：18岁的茜克·比思柴夫( Silke Bischoff)和她的朋友英内丝·沃尔特(Ines Voitle)。到了早晨7点，他们又开车回到了西德境内。
数百万西德电视观众一直屏息观看事态的发展，整个过程仿佛就像电视剧，其中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的片段发生在不来梅：满是纹身的罗斯纳尔向围在他身边的媒体记者表示，他准备结束这一切，还把枪管塞进自己嘴里。但有一个人却错过了如此令人震惊的新闻。这个人就是记者乌多·罗贝尔：“我请了几天假，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听广播，所以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早晨，他在网球俱乐部走进咖啡厅时才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我马上开车上班去了。我知道那天用不着担心缺头条新闻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将会成为这个新闻中的一部分。罗贝尔到达办公室后，有同事马上传给他令人不安的消息：那辆宝马车，现在正停在科隆市中心步行购物区的外面。罗贝尔跑下楼。果然，车就在街道中间。里面坐着5个疲惫不堪的人，看上去都要崩溃了。在驾驶座上的，是罗斯纳尔，手上握着枪；他旁边是玛丽安·罗布利奇；后座上是茜克·比斯柴夫和英内丝·沃尔特，她俩中间坐着德格斯基。他也手握一把枪。
数十个记者和路人把车团团围住。他们把麦克风和相机从车窗伸进车里。茜克被枪顶着脖子，回答了一个记者的提问，脸上还挤出一丝笑容。德格斯基那些天一直靠啤酒和兴奋剂安非他命撑着，这时已经能看出酒精和药物的作用。他吹嘘自己杀了一个人。罗斯纳尔则反复念叨说他们绝不会缴械自首。一个摄影师赶到现场，不慌不忙地架起一个梯子要找到好角度拍照。
当时有一段视频显示，一个电视记者准备采访时发现德格斯基的枪放在腿上。他问摄影师说：“我们是不是该让枪顶住她的头才好？”所有的道德底线完全被抛在了脑后。有个身影从人群后挤到了车前，似乎想跟绑匪们搭上某种关系。他30多岁，短头发，戴眼镜。他穿着黑色外套，袖子卷到胳膊肘上。他很激动，挥着胳膊，对围观者不满，将他们从车边推走。这个人就是乌多·罗贝尔。他回忆说：罗斯纳尔和德格司机已经开始精神虚脱了，“我感觉当时的情况很危险。”
从现场视频来看，罗斯纳尔的确开始烦躁不安。他下了车，两手握着枪对着人群。罗贝尔说：“接着他问我，到高速公路最快应该怎么走。他说，‘我们现在就必须离开这里，我那个老友要顶不住发疯了。’”罗贝尔开始解释怎么去高速公路，但是罗斯纳尔很烦躁，不想继续听下去。“他说，要不你上车给我们带路。”这下让罗贝尔傻眼了。“那一刻，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他说，“当时局面越来越失控，而我有临危受命的感觉。但同时记者的本能也告诉我：我要追这条新闻。这个故事是我的。”于是他挤进了后排座位，紧挨着茜克·比思柴夫坐下。车慢慢从人群里开了出来。
罗贝尔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想着那一刻。”“我扪心自问，究竟我是从地狱来的记者，还是一个要缓解局面帮助那两个女孩的普通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一旦我把这个责任担了起来，我觉得这两者兼而有之。我既是一个试图化解紧张局面的普通人，也是一个极度兴奋的记者，要抓住这个一生难得的最重要的新闻故事。”上车后，罗贝尔试图与劫匪们说话。“我以为警察肯定已经在车上装了窃听器，于是我想让他们说出点对警察有用的东西。但是德格斯基用枪指向我，要我闭嘴。我这才意识到，最好还是别说话。”
茜克·比思柴夫是不来梅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她那天比朋友英内丝·沃尔特提前一小时下班，于是等着朋友准备一起搭巴士回家。茜克的妈妈卡琳，2018年年初曾经接受新闻杂志《亮点》(Der Stern)的采访，谈到她看到那张女儿被枪顶着头部照片时的感受。“茜克很勇敢，非常勇敢”。她说：“让我来应付这样局面肯定不如她。那张照片使我有段时间总是做噩梦。现在我已经能面对了。那张照片仍然让我内心痛苦，但我现在敢于面对，不再扭头回避了。”
罗贝尔在车上呆了大约40分钟，等他们开到高速公路的一个休息站，他就下车了。他看着宝马车离开。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走过来，采访了他。“那时我突然感到两腿发软。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我才感到到自己可能很轻易就丢了性命。” 他说。罗贝尔下车后，宝马车继续在高速公路上开了几公里，随后这场劫匪真人秀在暴力中嘎然而止，整个过程一共持续了56个小时。警方终于收到可以动手的命令，在高速公路上伏击了宝马车–从车旁高速撞击。双方发生了枪战。事件过后的照片显示，罗斯纳尔和德格斯基趴在地上被带上了手铐。玛丽安·罗布利奇也被逮捕。 英内丝·沃尔特逃到公路边的水沟里躲藏，躲过了一劫。但是从罗斯纳尔的手枪中发射的一颗子弹射入茜克·比思柴夫的胸口。她当场丧生。
乌多·罗贝尔在当地的一个警署里听到这一消息。“我难以置信。我几分钟前就坐在她身边。”他回到报社，写下了一篇独家亲历报道。他说：“如果说要找出一件让我觉得自责的事情，那就是：我竭力写了一篇报道，记述茜克·比斯柴夫人生的最后几分钟，我把媒体的窥阴癖推向了最后的终点。”“我至今仍然感到羞愧，我榨干了最后几滴水，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素材。”
几年之后，罗贝尔被邀请去一个德国警校参加一次公开讨论会，与会者还包括判处两名劫匪无期徒刑的法官。罗贝尔说：“我在讨论会上表示，记者们越界过线了，这样的报道不应该再有第二次。”接着那个法官转向我，他说，“在我看来，罗贝尔，你那天在科隆阻止了一场大流血事件。如果不是你上了车，匪徒们不是开车走了，整个情况肯定就失控了。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就像是一道赦免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这样的正面态度看待罗贝尔的所作所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议会对事件展开的调查，对记者们的职业操守做过如此饱含讽刺的评论：“现阶段，一名积极帮助罪犯，使警察工作难度大增的记者，会被竞争报社高薪聘用，还特别提及他的‘机智’行为。媒体行业既然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看到他们在思想层面有所改变。”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罗贝尔被德国第一畅销小报Bild am Sonntag 挖走。他后来成为该报姐妹报Bild 的主编。格拉德贝克事件后，德国媒体协会重新制定了记者守则，特别规定记者禁止采访仍然还在进展过程中的罪案嫌疑人。德格斯基出狱后获得了新的身份，玛丽安·罗布利奇当年被判刑9年，她只服刑了6年。罗斯纳尔现在还在狱中。(转载自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