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俄罗斯无声的较量

沿着中古唐朝与元朝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路线展开的中国“一带一路”,是一项过于高远的经济扩张计划,因为和所有宏大战略一样,它满怀抱负。但欧亚大陆的未来,是在其规划之初就已经决定了的。

中国领导人想令自己的国家成为全面的超级大国,这条新的丝绸之路有助于达成他们的若干目标。它是对中国已修建完成的大量公路、桥梁、管道和铁路进行的一次品牌塑造,把中国同能源丰富、一度由前苏联控制的中亚国家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带一路”还试图开发中国境内与中亚接壤的穆斯林地区,同时对该地区形成包围。

再向西,中国有意与伊朗建立一种机制性的联盟,该国的庞大面积、地理位置和众多人口,乃至其悠久的帝国传统,令它成为连接中东和中亚的支点。中国更大的目标是主宰欧亚大陆,这意味着降低俄罗斯的地位,使其成为二线大国。

中俄两国共有超过2,600英里的陆地边界,那是一条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带,将俄罗斯远东大部与中国满洲地区分隔开来,边境线的细节是过去十年间才正式商定的。1969年,苏联派出大约30个师来到这段边界,中国部署了59个师作为回应,中苏分裂由此加深,同时也令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得以向中国示好,并与苏联缓和关系。俄罗斯远东地区是该国政府少有的力量薄弱区域。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口估计只有600万。中国移民正在稳步北上,进入这个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带,这里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木材、钻石和黄金,都是中国所觊觎的。19世纪清政府危亡之际,中国把这个地区的一部分割让给了俄罗斯,剩下的部分在20世纪也割让了出去。

与此同时,中国在中亚地区也击败了俄罗斯。过去十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了中亚最主要的能源操盘手。中国通过管道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输往欧洲,也输往中国;还将天然气从土库曼斯坦输送到中国西部。中国的资金也一直在中亚地区运作,建设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改变着那里的景观,成为“一带一路”规划中坚。伊朗就是它的战利品。位于中亚另一端的伊朗拥有8,000万人口,坐拥里海和波斯湾的大片油气田,这令北京有了修建贯穿伊朗高原铁路线的动力。中国同德黑兰签署能源协议,用中国国有企业发掘伊朗的矿藏,并且派遣大批企业家去往伊朗。2014年,俄罗斯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成员国包括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目的正是为了应对中国在欧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除了自己的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俄罗斯在欧洲也输给了中国。在波罗的海与黑海周围,莫斯科一直在通过颠覆与军事入侵破坏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与此同时北京却加强了同整个欧洲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厌恶–加上在捍卫欧洲盟友上态度暧昧–为中国在欧洲提供了机会,令北京进一步提升了对一带一路西部终点的计划。中国的收获不仅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也会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例如,由于希腊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及其东正教传统,它本应逐渐向俄罗斯靠拢。但它的经济目前正落入中国控制,比雷埃夫斯港也成了新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西方终点。中国还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争取建立核电站和其他能源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出于冲动挑战西方的同时,习近平主席治下的中国正悄无声息地在他身边打转–这显示了普京在俄罗斯经济脆弱时期的战略短视。

中俄称两国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向中国提供石油,两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层面上,两国关系实现了此前鲜见的融洽。但双边贸易对中国有利;能源价格的下跌使得中国大大减少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俄罗斯向中国的对手印度和越南出售武器。中国也抄袭了俄罗斯的武器设计。这些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现实意味着,中俄只会是因一时之利结成的盟友。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竞争是长期而节制的,往往集中在偏远地区,对新闻媒体来说缺乏吸引力,因此很容易被忽视。

与俄罗斯一样,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源于国内的不安全感。中国的政权在西部最弱–也就是历史上的东突厥斯坦–那里生活着维吾尔穆斯林突厥语族少数民族,令占优势地位的汉族人感到惴惴不安。伊斯兰教代表着维吾尔族人的另一种身份,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身份。与有达赖喇嘛的西藏人不同,维吾尔族人没有一个可与北京沟通的精英领导层。事实上他们代表着一股无政府力量,可能在环境灾难或其他紧急事件触动下动荡起来。通过在经济和政治上拉近与中亚诸突厥语国家的距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让维吾尔族人失去叛乱的后方基地。

只有自我的心魔能阻止中国。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他1968年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写的,一个社会越复杂,它的制度就越需要反应灵敏,否则,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诞生就会破坏稳定。中国的专制统治之所以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恰恰是因为它的成功,汉族和维吾尔族地区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紧张关系在加剧,尤其是在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的情况下,因为它会挫伤民众不断提高的期望。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最终能否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中国内部的情况,而不是中亚或其他地方。

美国在东亚有反抗中国霸凌的长期盟友,在中东欧有反抗俄罗斯霸陵的长期盟友,而北京和莫斯科悄悄进行的地缘政治较量也有助于美国。由于中俄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地缘相接,所以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给美国带来了更多操作的可能性,根据形势强化或软化对每个政权的立场。

美国只需要防止中国像美国主导西半球那样主导东半球。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把中欧和中东部分地区让给俄罗斯。对美国来说,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存在于地缘政治之外。正是因为华盛顿在欧亚大陆上没有领土野心,所以美国不像中国和俄罗斯那样受到当地人民的怀疑。通过不懈倡导自由贸易、人权和公民社会,美国将在整个地区快速转型的社会中赢得信赖。

如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要比尼克松时代微妙得多,这正是美国在无需粗暴调节大国平衡的情况下进入欧亚的方式。中国试图推动的那种经济发展,将使新丝绸之路上的社会更难管理,进而也难于统治,尤其伊朗和中亚那些了无生气的独裁政权。恰恰是特朗普总统蔑视的普世价值观,将带来地缘政治红利。将美国的利益局限在北美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计划,只会使美国在世界的另一边被边缘化。(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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