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伦敦交通监管机构(TfL)认为Uber的运营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对司机的核查力度不够，会引发刑事犯罪，不适合在当地运营专车服务，拒绝为其更新牌照。目前，在Uber上诉时间耗尽之前，Uber在伦敦的业务暂时不会受到影响。身为反对党劳工党成员的伦敦市长兼伦敦交通局主席沙迪克•汗(Sadiq Khan)对Uber的态度严厉而保守，他曾经对Uber提出批评，认为Uber应该少花些时间聘请公关专家和律师团队，多花些时间解决伦敦交通局提出的问题。沙迪克•汗的决定已经在英国政坛引起一些反响。
显然，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兼伦敦部长格雷格•汉兹(Greg Hands)与伦敦市长的观点不同，汉兹在Twitter写道，“大笔一挥，萨迪克•汗就要让4万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并且让350万Uber用户陷入困境。”汉兹称，Uber必须解决安全问题，重要的是在私人聘用市场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全面禁令将会给数百万伦敦居民造成巨大的不便，表明这位市长对商业和创新持封闭的态度，此举是让普通劳动者付出代价。
英国首相特丽莎•梅所持态度与汉兹相似，她表示，伦敦交通监管机构决定剥夺Uber在伦敦运营业务的资格，此举不当，市长的决定将4万个职位置于风险之中，还会影响350万Uber司机的生活。在接受BBC采访时，特丽莎•梅说：“没错，Uber有一些安全隐患和其它问题需要解决，尽管如此，我希望在私营企业、卓越的伦敦的士行业、黑色出租车行业、出色的国家机构之间能营造公平的环境。”她还说：“我希望环境是公平的，全面禁止不太合适。”从不同区域对科技新生事物的监管态度，亦可看到该区域对创新产品的态度，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都是“保守”的典型代表。尽管经过公投已经脱欧，但是英国首相与伦敦市长针对Uber政策相左的态度依然表明欧洲保守势力的顽固。
硅谷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代表，在欧洲却遭遇了空前的抵制，欧盟成为反对技术全球化的急先锋，推出各种政策使硅谷大公司屡屡碰壁。此前，因为涉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谷歌被欧盟处以27亿美元的罚款。可以看到，欧洲监管者则为了从技术巨头的“魔爪”下拯救传统模式，而使用了保守而严厉的监管手段。所以，特丽莎的表态除了来自就业本身压力之外，还有缓解国际上对伦敦乃至整个欧洲过于保守，扼杀创新的质疑的一些考虑。这番英国首相与伦敦市长观点不一致，还展示了创新、新模式所面对的，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中央与地方差异。
实际上，Uber在伦敦的这一遭遇，并不是英国的独有现象。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Docomo的子公司的负责人坪谷(Tsubotani)用了12年的时间，才在日本铺开了3,000多辆的共享单车。中日的资本的挟持下，短短的3个月，无数玩家进入，但是，他们却被困住了。日本政府分为四级，一级政府数量：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二级为市，三级为町，四级为村。三级和四级政府通常很小，有的还没有，多为执行单元。通常由二级政府统筹安排经费人员活动等。简单的说，47个一级政府可以对等中国的省级政府，二级为市区级政府，三四级为县乡镇级政府。但是，在日本，同样基于民选政府的特征，相对于中央政府，各级政府的自主权很大，有一定的自己定制条例法规的权利，比如二级政府东京都千代田区最开始设置了道路禁止吸烟的条例。一级政府在放置单车的事情上，根本无权指挥二级政府。也就是说，想公关政府的话，单车公司唯一的选择就是和二级政府一个一个的谈。而二级政府全日本一共有814个。
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此前，中国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锐意改革的态度，获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不过，在各地方政府出台的具体细则的时候，这种改革意愿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各地纷纷出台严格限制车辆轴距、价格、年限、排量、司机资质的政策。网约车兴起，打破了全球出租车行业的牌照垄断，也引发了旧有业态的反对与抗议。由此，也在全球各个国家引发了大同小异的监管冲击。有趣的是，各国监管架构在应对冲击的时候，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那就是中央开明、地方保守。伦敦市长与英国首相在观点上的冲突，不过是中央开明、地方保守模式的又一次演绎。
不管是英国还是中国，中央开明，地方保守的现象都很好解释。中央政府与具体地方利益牵涉不大，更看重科技创新、就业、经济增长，但地方政府却必然处于一个地区具体的行业诉求的纠葛之下–不管这种诉求是通过灰色的寻租、还是民主机制来发挥其影响。目前欧洲互联网整体落后中美的原因就在于，其社会和地方基层的保守性，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过于传统、守旧，整个社会被传统利益和落后的观念绑住了创新前进的脚步。
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已经是开明阵营的代表。英国科技城首席执行官Gerard Grech表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技术独角兽(10亿美元的企业)位于伦敦，同时伦敦也拥有Index Ventures，Accel，Balderton Capital和Atomico这四大VC投资机构。”不过，虽然英国政府高层有心拥抱创新，但也无奈受制于保守的地方利益。在英国，不管是部长还是首相，基于英国的民主体制，他们都必须尊重伦敦当局的决定。市长对选民负责，部长与首相的谈话，并不构成立刻改变的压力。在英国，一切还得按部就班的依据诉讼进程来。不过，换一个角度，对选民负责，也是对旧业态的游说与选票负责。不过，新生事物是全球的挑战，但其生命力源于技术与商业上的合理性。通过博弈，平衡，摇摆，创新的监管架构也必然向着逐步与时俱进的方向走。总体而言，创新仍然在不断寻找自己的出路。
目前，有报道称，Uber在继续申诉，也可能会在数据共享和支付罚款等问题上做出让步。除此之外，Uber原本要求司机不在接单过程中和乘客聊有关政治、宗教等敏感话题。不过，现在，uber采取了一项具有西方民主特色的博弈手段，即鼓励司机去鼓动乘客，参与联署，反对针对Uber的禁令。这种民主博弈机制也在美国德州得到了充分表现，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曾经要求优步、Lyft等网约车平台司机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录入指纹，Uber和Lyft因此被迫选择退出奥斯汀市，然而经过调查发现，采集指纹的措施并不能对事故数据的减少产生正面影响，经过德州议会的介入，全州新的监管提案中取消了关于指纹采集的规定，Uber与Lyft短暂离开后选择重返奥斯汀。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民主制度本身的特性，它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公开平台，这就意味着，一个先进的商业模式，最终在就业、GDP、民众便利性上的优势，会在民主机制中压倒旧模式。所以，长远来看，欧洲国家的博弈更为长久，但弹性更大，回旋余地也更大，比如，Uber正在通过漫长的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成果，在德州议会的介入下，Uber与Lyft在当地重新运营。
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不同。此前，在中国国家发改委这一经济指导机关的干涉下，兰州，泉州两个城市都放松了自己的网约车标准。和英国不同，在中国，来自中央政府的明确指令，大多时候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监管政策刚性更大，一旦失误，持续时间更久，更难改变，造成的损失也更大。所以，对中国的监管而言，值得警惕的是，应该更加谨慎，保持足够的弹性与回旋余地、保留不断演进的通道。否则，一旦陷入欧洲这种窘况，对创新的伤害就会更大，更不可挽回，进而丧失中国现在相对于欧洲的“互联网+”优势。(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