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生出一种怀旧的心绪，总想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这种“回望”的情结，像是一条细细的根，深埋在岁月的土壤中，一旦被触动，便会牵动心底柔软的记忆。此次回国，难得儿子同行，“寻根”便成了我们旅程中格外有意义的一部分。
在探访了母校——双峰二中之后，我们驱车回到了老家。那是一片早已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土地，青山依旧，村头那口老井还在，只是周围的瓦房换成了新楼。按家乡风俗，返乡第一件事便是去祖坟祭拜。我们带上香烛纸钱，沿着乡村公路前行。秋日的山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吹散了旅途的疲惫。站在祖坟前，我静静鞠躬，心中泛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既是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血脉相承的感念。儿子虽不太明白其中的意义，但也郑重地学着我的样子行礼，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传统在悄然传承。
回到家中，亲戚们早已备好丰盛的饭菜。按照惯例，这是团聚的时刻。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问我在国外的生活，也问儿子读书的情况。儿子虽然言语不多，却吃得津津有味，尤其对伯母做的鲜鱼和淮山炖排骨赞不绝口。看着他一碗接一碗，亲戚们纷纷笑道：“小伙子有出息，吃得香就是好！”那一刻，饭菜的香气与亲情的温度交织在一起，家的味道再次鲜活地回到了心间。
傍晚时分，乡间的空气带着一点凉意。我们返回酒店，晚饭后信步走到河边——我也说不清这该叫“湄水河”还是“测水河”。儿子忽然问我：“爸，你小时候都怎么玩？”这是他少有的主动提问。我愣了一下，随即笑着回答：“那时候啊，可没什么‘娱乐生活’。我们的主旋律不是‘找乐子’，而是‘勤快干活’。”我告诉他，我们每天要下地打猪草、上山捡木柴、放牛割稻。唯一能称得上游戏的，大概就是夏夜里，村里十几个孩子聚在田野间玩“枪战”。所谓“枪”，不过是木头削的条棍子；“子弹”呢，则是喊出来的声音。但那时的我们，依然玩得不亦乐乎。
我告诉儿子，那时候是真的穷。小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买一块几块钱的电子手表，可一直没能如愿。上高中时，我终于有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如今想来，那简直是一辆锈迹斑斑的“老爷车”。我们住校，每逢周五放学，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回家。如果运气好，能遇到同乡顺路搭一段拖拉机，那真是莫大的幸运。周末回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到水塘边刷洗运动鞋——那是我们最“贵重”的物品。周日再穿上它返回学校，临走时还不忘带上一罐辣椒酱，那是住校生的“生存装备”。
听着我的讲述，儿子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消化着这些“贫穷的记忆”。良久，他轻声说道：“那你们那时候，会觉得幸福吗？”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许没有今天的物质条件，但那时候的快乐很单纯。我们相信勤劳会带来改变，也相信读书能让人走出小山村。”
走着走着，话题渐渐转到人生的选择上。我告诉他，一个人要想取得一定的成功，大体有两种路径。其一，是天赋极高的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脱颖而出；其二，则是像我们这样资质平平的普通人——靠勤奋、靠毅力，也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一生不可能独行，懂得感恩与合作，往往能让你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到“贵人”。
儿子认真听着，接着又问我：“那你当年是怎么学英语的？是不是一开始就很厉害？”我笑着摇头。“不，那时我根本不算‘厉害’。高中三年，我还处在懵懂阶段，对未来毫无概念。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真正意识到要改变自己。”我告诉他，那段时间我几乎把戴尔·卡耐基的书都读了一遍——《人性的弱点》《语言的突破》《成功之道》，这些书让我慢慢学会如何与人沟通，也让我敢于在公众场合发言。
为了提升英语，我还是走了一些巧途。午休时，我常常溜进外教楼，主动和外籍教师聊天，并借到一些英文原版书籍，逼自己多看多听。那时没有网络课程，也没有翻译软件，全凭一本词典硬啃。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口语越来越顺，思维也变得更加开阔。可以说，大学四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它让我从一个内向的乡村少年，成长为敢于追梦、敢于表达的人。
我们继续沿着河岸走着，夜幕悄然降临，河面上映出点点灯火。儿子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忽然轻声说：“爸，其实我也想去看看你读大学的地方。”那一刻，我的心被一种温暖包围——原来这趟“寻根之旅”，不仅是回望我的过去，更是在为他种下理解与传承的种子。我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那正好，下一站，我们就去我读大学的城市。”他点了点头，眼里闪过一丝期待。
夜风轻拂，河水依旧缓缓流淌。此刻，我深知“寻根”的意义早已超越地理，它是一次心灵的回归——回到那个淳朴、坚韧又充满希望的自己；也是一次生命的接力，让下一代在了解父辈的脚印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我和儿子都在各自的“寻根”路上前行——一个寻找来处，一个寻找未来。而这条路，正如脚下的河流，虽蜿蜒曲折，却始终奔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