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强边界法案》(Bill C-2, The Strong Borders Act)在国会引起强烈争议。该法案除强化边境安全、打击芬太尼走私及调整庇护规则外，还拟修改《刑法典》(Criminal Code)，赋予执法机关在“合理怀疑”情况下，无需法官批准即可向网络服务商或线上平台索取订阅与传输数据。这一举措被批评为对加拿大公民隐私权的“最大越界”，甚至可能违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
法案内容：扩大警方“合法取用”网络信息范围
根据《强边界法案》，执法人员可向“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任何机构或个人”要求提供特定用户的订阅资料，或该服务商是否“掌握与该订户、客户、账户或标识符相关的任何信息，包括传输数据”。所谓“传输数据”，指通信过程的元数据(如信息发送与接收的时间、地点等)，不含通信内容。政府强调，通信内容仍需法官签发搜查令才能获取；但新的授权可让警方在没有司法批准的情况下，先行索取“辅助性数据”以协助调查。理论上，这种信息可用于后续申请搜查令或生产令。
然而，批评者指出，这种“前置性取用”本身已构成隐私侵入。根据法律草案，只要警方有“合理理由怀疑”犯罪已经或将要发生，即可要求资料，且不局限于大型科技公司，如Google、Meta、Rogers或Bell，而是包括酒店、租车行、甚至个人服务提供者。渥太华大学互联网与电子商务法研究主席迈克尔·盖斯特(Michael Geist)警告：“这意味着连理发师、园艺公司都可能成为警方要求资料的对象。这是对加拿大隐私权最严重的越权之一。”
隐忧：隐私、透明度与滥权风险
加拿大民权协会(Canadian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简称CCLA)隐私事务主任塔米尔·以色列(Tamir Israel)认为，即便政府宣称所涉仅为“基础信息”，风险仍十分巨大。“如果某人在线向某政党捐款，警方可要求该政党提供其为服务对象的记录；若是宗教祈祷App或约会平台，仅订阅事实本身就可能揭示个人信仰或性倾向等高度敏感信息。”此外，盖斯特指出，传统大型科技公司通常会公开年度执法资料索取报告，以确保透明度，但若法律授权适用于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这种透明机制将失效，公众将无从得知警方索取信息的规模与频率。
汤普森河大学(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法学教授罗伯特·迪亚布(Robert Diab)也警告，元数据足以勾勒用户行为轨迹，即便不涉及内容，也可能“推论”出敏感活动。例如，警方若从赌博网站获取某用户周末上线时间，即可推测其是否参与相关活动，从而间接侵犯隐私。
法律与宪法争议：是否违反“合理隐私期待”原则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4年“Spencer案”(R v. Spencer)中已裁定，互联网订阅信息属于公民“合理隐私期待”范畴，警方须经法官批准方可获取。该判例在2023年再次被确认有效。因此，法律专家质疑，Bill C-2 通过行政授权“降低门槛”，恐直接冲突于最高法院判例及宪章精神。加拿大隐私专员菲利普·迪弗兰(Philippe Dufresne)在国会伦理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应将授权门槛从“合理怀疑”提高为“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以确保敏感信息的取用须有更严格标准。“合理怀疑适用于较轻微的情况，但当涉及个人敏感信息时，标准应更高，”迪弗兰表示。
政治角力：安全与隐私的权衡
自由党政府主张，该法案回应警方长期以来的诉求，可强化边境防卫及打击网络犯罪。公共安全部长阿南达桑加里(Gary Anandasangaree)在质询时强调：“这是执法机构提出的要求，目的是让我们能更有效保护国家安全、打击儿童剥削与跨境毒品犯罪。”然而，保守党及多名民权学者则认为，自由党在“安全”名义下掩盖了隐私削弱的实质。保守党议员明确表示，若政府不修正或删除相关条款，他们将拒绝支持该法案。
自由党国会议员、负责打击犯罪事务的国务秘书萨霍塔(Ruby Sahota)呼吁反对党支持法案，称“不能让这些潜在的儿童性剥削者继续逍遥法外”。政治上，作为少数政府，自由党必须获得至少一个反对党的支持才能通过法案。而议长斯卡佩莱贾(Francis Scarpaleggia)因职位中立，不参与表决，使得立法前景更加复杂。
公民社会与学界反弹
超过300个民间组织已联名致函渥太华，要求撤回法案，称其威胁加拿大人隐私、难民与移民权益，并破坏长期建立的公民自由体系。加拿大公民自由联盟、网络法专家及学术机构均认为，应另立专法，以平衡执法效率与隐私保护，而非将此类授权“夹带”于边境安全法案中。盖斯特直言：“若法案旨在加强边境安全，何以需要取用我理发师的客户资料？这与边境毫无关系。”
历史回顾：十年循环的隐私争议
事实上，加拿大在“警方合法取用网络资料”议题上已争论逾十年。2012年保守党政府曾提出类似法案，时任公共安全部长维克·图斯(Vic Toews)甚至指责反对者“要么与我们同站，要么与儿童色情犯站在一起”，引发舆论强烈反弹，该法案最终流产。这次自由党再度推动类似立法，被不少观察者视为“旧案重启”。尽管技术环境已变，但核心争议依旧是：安全与隐私，何者优先？
政策分析与展望
在加拿大的宪政体系中，《权利与自由宪章》第8条明确保障公民免受“不合理搜查与扣押”。Bill C-2若允许警方在“合理怀疑”基础上直接索取网络数据，恐削弱宪章所保障的程序正义与隐私底线。从政策角度看，执法部门确实面临技术落差与网络犯罪升级问题，尤其在追踪跨境毒品、网络诈骗及儿童剥削案件时，现有法律程序往往过于冗长。但在民主法治国家，程序合法性与公民自由应是安全政策的核心基石。
若政府坚持推动法案，建议：
提高授权门槛——将“合理怀疑”改为“合理相信”；
设立独立监督机制——由隐私专员或联邦法院定期审查执法取数记录；
强制透明披露——要求所有服务提供者公布执法数据请求数量与类型；
限定适用范围——仅限网络及电信服务商，排除非技术服务行业；
设立宪法合规评估期——法案实施两年后须接受宪法合规审查。
只有在充分保障隐私权与司法监督的前提下，加拿大才能在“安全”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
Bill C-2标志着加拿大网络治理的关键转折。它不仅是边境安全立法，更是一次关于数字时代个人隐私、国家安全与法治原则的重大考验。正如多伦多大学法学院教授所言：“技术可以让国家更强大，也能让权力更危险。”未来数周，随着议会辩论加剧，这场关于“无令取数”的政策风暴，将成为检验加拿大民主制度成熟度的又一次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