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住房危机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各阶层的重大问题，其根源并非单一，而是多年短视政策与体制性障碍的累积结果。无论是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还是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家庭，都在同一个市场中面对供不应求、价格畸高的现实。对于像渥太华的Eddie这样收入丰厚、理性储蓄和投资的年轻专业人士而言，寻找一处三居室、带庭院的住宅，竟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更久而仍无结果，这本身已经折射出加拿大住房体系的深层困境。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加拿大住房危机的核心在于供给不足。这一问题既源于人口持续增长和需求高涨，也与各级政府在规划、财政与监管上的制度性掣肘密切相关。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审批流程漫长而复杂，开发费用与附加税收更使房屋价格不断攀升。数据显示，开发收费自2020年至2024年增长约65%，并且通常以每单位计算，使得价格较低的住宅反而受到更大的比例性负担。如今，税费与附加收费已占新房价格的约三分之一，成为购房成本中最沉重的部分。
联邦政府近期宣布的“加拿大住房建设计划”(Build Canada Homes)是对现状的一次政策回应。该计划拟投入$130亿，利用联邦土地建设预制住房，并提供灵活的财政激励以吸引私人资本，目标是未来十年内将年均住房建设规模提升至50万套。然而，业界普遍担忧，这一计划短期内难以见效，且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因新增官僚机构而导致效率低下。加拿大房屋建造商协会甚至指出，再设立一个新的联邦实体并非资源的最佳利用方式。
省级层面也在尝试改革。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推出“BC Builds”，旨在通过盘活闲置土地，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同时设定租金不超过收入30%的目标。该省还放宽了附属套房建设限制，并加大对投机炒房的监管。然而，土地供应有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建筑材料与人工成本上升等现实，仍使住房新增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需求。
市政政府作为住房建设的“关键守门人”，其角色尤为重要。城市的分区规划、土地用途审批、供水供电与交通设施建设，都决定着新房能否及时落地。但在居民反对声音、财政依赖开发收费、地方选举压力等多重约束下，市政层面常常成为供给受阻的主要环节。部分城市尝试改革，例如多伦多地区若干市镇临时削减开发收费，埃德蒙顿推行即日审批制度，以减少等待时间。但这些措施的范围有限，与全国范围的缺口相比，仍显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需求端的压力不断加大。移民、留学生、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集中流动，加之家庭平均规模缩小，使得住房需求逐年攀升。加拿大抵押及住房公司(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简称CMHC)的预测显示，未来几年住房开工数量不增反降，2027年甚至可能降至约22万套，远低于维持市场平衡所需的规模。平均房价已超过百万，租金水平也因购房无门的租户滞留而持续上涨，租金占收入比例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尤为突出。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住房不仅关乎民生，更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活力。新房建设能够带动就业、消费和税收，同时缓解价格上涨压力。然而，长期以来加拿大在住房与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不足，导致土地未被预先配套水电路等服务，开发周期动辄十年以上。这种“政策周期短于建设周期”的错位，形成了供给长期落后的结构性问题。
专家普遍认为，要稳定住房市场，加拿大必须在未来十年持续扩大供给，甚至需要将建设规模翻倍。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依赖财政投入，还要求联邦、省、市三级政府在标准、审批和资金机制上进行深度协调。同时，提前投资基础设施、统一建筑规范、确保融资可预测性，都是提升开发效率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各级政府往往各自为政，短期思维盛行，导致真正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迟迟难以落地。
住房危机的严重性在于，它不仅反映为个人的购房困境，更表现为社会分层的加剧与公共信任的削弱。高收入群体尚且难以进入市场，中低收入家庭则被迫在租赁市场承受沉重负担，进而影响城市活力与社会稳定。当前的政策努力虽然显示出各级政府的意识转变，但若无系统性的长期战略，危机难以根本缓解。换句话说，加拿大的住房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解，其解决路径必然漫长而艰巨。
综上所述，加拿大住房危机是短视政策、人口结构变化与体制性障碍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Eddie这样的潜在购房者，还是在租赁市场艰难支撑的普通家庭，都在为这种长期供需失衡付出代价。未来的关键在于，联邦与各级政府能否真正超越政治周期，投入必要的资源与协调机制，从根本上提升供给能力。否则，住房危机不仅会持续恶化，还可能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