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联邦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蒂姆·霍奇森(Tim Hodgson)公布了加拿大首份国家级核能战略，目标是在未来15年内新建多达10座核反应堆，并将铀出口量翻番。官方透露，这项宏大计划的总成本可能超过1000亿加元。钱从哪里来？联邦政府的答案是：借鉴英国模式，引入私人资本，尤其是体量庞大的养老基金。然而，这一构想背后的风险转移机制与加拿大自身的基础设施投资困境，引发了深刻的政策拷问。
英国模式：养老金为何愿意“出海”？
霍奇森部长推崇的模板，是英国萨福克郡的Sizewell C核电站。该项目预计耗资382亿英镑(约723亿加元)，私人投资者持股55%。其中，魁省公共养老基金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La Caisse)已斥资32亿加元，拿下该项目20%股权。
加拿大养老基金愿意将巨额资金投向海外核电站，而非本国项目，关键在于英国提供的“去风险化”(de-risking)融资架构——即“监管资产基数”(Regulated Asset Base, RAB)模式。
这一模式的核心设计包括：
第一，建设期即可获得回报。 传统模式下，投资者需等待核电站建成发电后才能开始回收资金。而在RAB模式下，投资者在建设阶段就能获得回报——资金来源是英国每位电费缴纳者每月1英镑的附加费。即便工程延误，投资者依然旱涝保收。
第二，成本超支风险设有上限。 Sizewell C当前预估造价为385亿英镑(约789亿加元)。若成本超支至477亿英镑(约903亿加元)的上限以内，所有投资者按比例分摊；一旦突破上限，私人投资者不再承担额外费用，超支部分由政府兜底。
这意味着纳税人成为了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英国当地反对组织Stop Sizewell C直言：“这套制度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方在于，投资者几乎不会亏钱。风险被转嫁给了电费缴纳者，而他们恰恰是无力影响这类大型项目结局的群体。”
与此同时，投资者却能获得诱人回报——英国国家审计署估计，项目完工后投资者回报率可达11%至13%。而消费者付出的成本，至少要到2064年才可能实现“收益大于成本”。
加拿大困局：为何资本不愿“回家”？
魁省养老基金投资英国核电项目的案例，恰恰暴露了加拿大在吸引本国养老金投入基础设施方面的制度短板。麦吉尔大学金融学教授塞巴斯蒂安·贝泰尔米耶(Sebastien Betermier)指出，加拿大基础设施投资缺乏协调机制和综合评估框架。自2016年以来，超过1,800亿加元的承诺分散在20多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反而挤出了私人资本。
曾被寄予厚望的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Canada Infrastructure Bank)，也未能兑现承诺。该行要求私人投资到位后方可推进项目，缺乏灵活机制。国会下议院交通、基础设施和社区常设委员会在2022年已建议将其废除。此外，加拿大大部分基础设施资产仍由各级政府公有，可供养老基金购买的“可投资资产”有限。而澳洲、英国等地却持续向加拿大养老金出售基础设施资产——这解释了为何加拿大养老金在国内投资比例持续下降，却成为海外基础设施的重要买家。
全球核能复兴浪潮中的加拿大选择
加拿大并非孤例。美国正放宽核安法规并提供贷款支持新厂建设；法国推进1100亿加元的扩核计划，拟建6座新反应堆；甚至日本也在计划重启核电建设。全球正迎来新一轮核能复兴。
安省目前近一半电力来自核能，拥有长达50年的CANDU反应堆运行历史。但专家警告，加拿大已失去连续建设核电站的经验积累。皇后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教授沃伦·马比(Warren Mabee)指出：“加拿大在1970年至1992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某处建设核反应堆，培养了一支技术精湛的队伍。但当你很久没有建设核电站时，重新启动会非常困难。”
政策启示：复制英国模式，加拿大准备好了吗？
总理马克·卡尼已提出动用1,500亿加元公共资金撬动5,000亿加元私人投资的计划。但要真正复制英国RAB模式的成功，加拿大面临三重挑战：其一，制度框架——需要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和私人资本参与通道，而非多部门各自为政。其二，风险分配——必须明确纳税人、电费用户和投资者各自承担的风险边界，避免出现英国模式中“投资者稳赚、公众兜底”的争议。其三，专业能力——需重建核电建设的工程队伍和项目管理经验，否则首批新核电项目几乎难以避免预算超支的宿命。
核能战略的方向已定，但资金来源和风险分配的制度设计，将决定这场“核能复兴”究竟是由养老金稳健护航，还是最终由加拿大普通家庭和纳税人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