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Mark Carney近期多次表示，加中关系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但从现实政策层面观察，这种关系更像是一个不断被外力打乱的“鲁比克魔方”：每一次试图解决单一问题，都会牵动并重塑整体格局。
自2018年中国拘押两名加拿大公民以来，加中关系已遭遇系统性下滑。进入近一年，紧张态势进一步加剧。2024年10月，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实施100%关税，意在扶持本国新能源产业；作为反制，中国随即对加拿大菜籽油加征同等幅度关税。这一轮政策互动，凸显了双边关系中“以产业政策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复杂现实。
在此背景下，卡尼政府并未完全关闭对华接触的大门。作为分散贸易风险、降低对美国经济依赖的战略一环，加拿大尝试重新与北京建立有限沟通。2024年秋季，卡尼在韩国APEC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约40分钟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八年来的首次面对面接触。尽管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中方邀请卡尼于2026年访华，本身已具有象征意义。
问题在于：这些微妙变化，究竟会将加拿大引向何种政策路径？
情景一：美加关系失序，倒逼加中关系“战略性重启”
第一种可能，并非源于加中关系的主动改善，而是来自美加关系的系统性危机。若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在Donald Trump政府主导下再次大规模加征关税，加拿大经济可能迅速承压。汽车制造、林业、农业及加工制造业或将面临连锁式收缩，失业风险显著上升。
在此极端情境下，加拿大或被迫作出战略性选择：当美国不再是可靠的经济锚点，加拿大必须寻找替代性支撑。对华关系由此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向——包括相互取消惩罚性关税、中国在安省投资建设电动车组装厂、扩大西海岸及曼尼托巴丘吉尔港的能源与物流基础设施等。最具争议、同时也最具想象空间的设想，是由中方参与融资和建设连接温莎、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与魁北克城的高速铁路系统。凭借中国在高铁领域的工程与执行能力，该项目或可在五年内完成，这在加拿大现行制度框架下几乎难以想象。
然而，这一“政策胜利”背后隐含着深层风险：加拿大是否只是从对美依赖，转向对另一大国的结构性依赖？在安全、技术与数据主权层面，与一个高度集中的威权国家深度融合，其长期代价是否可控？更重要的是，美国无论由哪一党执政，是否会容忍其北方盟友与其主要地缘战略竞争对手建立如此紧密的经济纽带？
情景二：美加关系修复，对华政策被动收紧
第二种情景，则源于美加关系的“成功”。在此路径下，渥太华与华盛顿经过艰难谈判，就北美贸易与安全议题达成新的综合性协议，重塑《加美墨协定》(The Canada-U.S.-Mexico Free Trade Agreement)，换取加拿大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制度性优先准入。
但代价同样清晰：加拿大需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即便中美之间曾在APEC期间短暂“降温”，围绕台湾、南海、先进技术与人权议题的结构性对立仍将持续。华盛顿很可能要求加拿大进一步限制中国商品、投资与技术进入。作为回应，北京或将把反制措施从农业扩大至能源及其他出口领域。在这一框架下，加拿大将被更深地嵌入美中对抗的整体格局中，卡尼政府所倡导的“务实、建设性对华关系”将难以落地。
现实结论：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受制于结构而非意愿
上述两种高度对立的情景，揭示了一个并不令人舒适的现实：加拿大的对华政策，无论趋向接近还是疏离，其决定性变量往往并不掌握在渥太华手中，而是取决于华盛顿的战略选择。
在美中关系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加拿大任何看似合理的对华协议，都可能因美国政策转向而迅速“贬值”，甚至演变为战略负担。因此，加拿大更应避免一次性、结构性重塑贸易方向的宏大承诺，而应聚焦于有限、可逆、分散风险的政策安排，同时拓展除中美之外的多元市场。
根本而言，对于一个人口4,100万、与一个3.4亿人口超级大国共享同一大陆的国家来说，真正的战略自主始终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地理、经济与安全现实构成了难以回避的约束。无论加拿大如何精心设计其对华政策，最终都难以脱离华盛顿这一关键变量的影响。换言之，加拿大的对华政策，表面上是在渥太华制定、在北京互动，但其真正的边界条件，始终写在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