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学教育的思考

–《社区报》对话资深大学校长Dr. Robert Rosehart

记者第一次见到Dr. Robert Rosehart已经是一年前的社团活动上,朋友告诉我他叫Bob,他是Wilfrid Laurier大学的上任校长,已退休。对于如此高社会地位的人,记者油然而生敬意,但是当晚忙于活动报道,自然没有什么机会与Bob交流,也就算是第一次见面吧!

再次见到Bob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与我们双方的共同朋友Mr. Andrew Wu一起吃饭。在饭桌上,我们稍微聊聊,我感觉他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同时又十分和蔼可亲的人。特别是Andrew强调他对华人社区的关爱,记者就有采访他的强烈欲望,但究竟不是太熟,没有现场提出。过了2-3个月之后,记者再次与Andrew联系,恳求他牵线,采访Bob。估计Andrew与Bob再次见面后,谈起我的请求,所以Andrew给记者回邮,让我直接与Bob联系。就这样,记者总算与Bob约定,在滑铁卢大学附近的William’s咖啡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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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Bob的经历

Bob在40年代出生在Owen Sound,安省北部的一个小城,但长大在靠近滑铁卢的Tilsburg。从1966年至1976年,Bob连续在滑铁卢大学读书,成功获取本科、硕士和博士文凭,专业是化工(Chemical Engineer)。在20世纪70年代,Bob就成为了化工行业的教授。在获得教授资格之后,Bob开始介入行政管理工作,在1977年担任过工学院及环境保护系之院长(Dean)。

从1987年开始,也就是获取博士学位11年之后,Bob成为地处Thunder Bay的Lakehead大学校长(President)。10年之后,也就是在1997年,Bob荣任滑铁卢Wilfrid Laurier大学的校长,直至2007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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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参加中华妇女联合会25周年庆

2006年,Bob获得滑铁卢大学荣誉学位,2007年,Bob获得Nipissing大学荣誉学位。Bob曾经担任Ontario Universities’ Application Centre Advisory Board主席(Chair),担任过AUCCS Standing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al Issue and Funding (SACEIF)和Canada’s Technology Triangle Inc.滑铁卢地区经济发展伙伴(Waterloo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nership)的执行董事(Executive Committee)。目前还担任Centre For Community Base Research的秘书(Secretary)以及iSILS Advisory Board的顾问和主席。

以上这些信息是记者在对话Bob之前,从网络上搜寻到的相关信息。正是有这些获取到的这些信息武装,记者的对话也是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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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Rosehart与滑铁卢大学冰球运动员Mel Rahn (图片取自大学网页)

与Bob对话录

《社区报》:Bob,很高兴您能抽出时间与我见面。谈话之后,我们可能将这次对话内容发表在《社区报》上,希望您不介意。

Bob:接受你的采访要求,就是同意你们发表的,但还是要感谢你提醒我。

《社区报》:非常感谢!上次收到您邮件的时候,我有些不解,您显示的名字是Robert Rosehart,但为何大家都叫您Bob呢?而且这个昵称还在网上您的简介中出现。

Bob:应该是从Lakehead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叫我Bob,这里面有两层涵义,第一是Robert的简称;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估计你也熟悉一个非常流行的小孩电视节目和卡通人物,Bob the Builder,是从那里来的,可能是对我当年对Lakehead大学建树的肯定吧!

《社区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我就比较好理解了。从简历看,您连续在滑铁卢大学呆了10多年获取您的专业文凭。一般来说,大家都不会选择同一家学校来完成三个阶段的学习,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体验不同学校的生活及科研氛围。

Bob: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感兴趣!中间还有个插曲,在计划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还成功获得有名的Athlone奖学金,有机会去英国剑桥学习,但是我最后放弃了。为何如此呢?这就要简单介绍当年滑铁卢大学的状况,从1962年至1970年,滑铁卢大学的在校学生从1,800余人增加到7,000余人,近四倍的增长。可以说当年滑铁卢大学发展十分迅速,拿中国流行语说,真是“三年大变样”,我很享受这种快速发展,当时基本没有换一个大学学习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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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打高尔夫球

《社区报》:是这样呀!您所学的是化工行业,但你后来所从事的行业确实管理,这中间应该有故事吧!

Bob:谈不上故事,我的经历好像都是水到渠成的。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顺利在Lakehead大学获得工作职位,并且在第二年就拿到了助理教授资格(Assistant Professor)。在当然的科研中,我的工作与公众事务(Public Issues)相关性比较大,诸如政府部门的环保政策、政策制定等。在1975年,我离开Lakehead大学,担任Royal Commission的科技顾问(Scientist Advisor)。两年之后,正好Lakehead大学所在专业招聘系主任,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从1977年至1985年,我一直担任系主任,然后担任校长,直到1997来到Wilfrid Laurier大学担任校长。其实,我可以在1999年退休,但工作需要,一直干到2007年,也就是连任两届。

《社区报》:在这里,您又有出人意外的表现,在一个单位工作相当长时间之后,一般不会冒险换单位,而您却从Thunder Bay转移至了滑铁卢,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Bob: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在Lakehead连任两届校长之后,我就有心变动一下,迎接新的挑战。正好Wilfrid Laurier大学有机会,所以就回到滑铁卢,究竟我对这个地方还是很熟悉,有感情的。

不知道你是否熟悉?Lakehead是一个地区性大学(Regional University),当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学校与地方政府及其他机构的关系为主。而Wilfrid Laurier大学是一个国际学校,校内拓展是我任职期内的重点,比方说在1999年构建了Brantford卫星校区。试想想,同样10年的时间,Lakehead大学学生从3,000增长至6,000,而Wilfrid Laurier大学的学生从5,400增长至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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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Robert Rosehart在Waterloo Memorial Recreation (图片取自大学网页)

《社区报》:在担任校长期间,您与中国大学建立过联系吗?

Bob:当年在Lakehead大学的时候,我们与南京林学院(Nanjing Forest College)和东北林业大学(Northeast Forest University)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我曾经为此去过中国,12天时间内去过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地。

《社区报》:是这样!您的退休生活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Bob:退休之后,我的时间主要花在义工上,干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当然节奏也慢下来不少。比方说,我担任滑铁卢公司Intelligent Mechatronic Systems Inc.(IMS,网页www.intellimec.com)的董事,该公司有一款很有前景的产品。另外,我也协助Ross & Doris Dixon Charitable Foundation面向学生的奖学金。最近,我也在尝试进入Academic Without Board(网页www.awb-usf.org),思考大学教育在道德层面上意义。

《社区报》:好像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您有什么最新的思考呢?

Bob:你想要了解这个话题的话,建议去查阅该机构的网页。他们的主要构想就是利用发达国家的教育资源,类似我这样的退休教授或校长,到发展中国家去,在那里建立为社区服务的大学教育,学生入学学成之后,能够为社区贡献。

但我的思考并不是止于此,进而在反思加拿大的大学教育。每个大学都在尽其所能招收国际学生,所以近年来每个大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在突飞猛进地增长。配合大学所招收的国际学生,加拿大政府,也就是对应的移民部,出台特殊政策,方便国际留学生毕业后,转成移民,在此落地生根。从这个循环上看,我们不是在掠夺资源吗?这些学生在自己的国家长大,理应服务他的国家,但由于加拿大的留学政策与移民政策,最后他们终于此。那大学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遗憾,我目前也没有真正理出头绪,只是这些相对原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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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钓鱼

《社区报》:Bob,您的思考很有见地。当你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地球村的时候,资源的分配确实存在不公的成分。但这个是否能从大学教育本身来解决,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也需要更多的力量。再次感谢您的分享。

Bob:谢谢你愿意与我坐下来聊天,实在对不起,我得马上离开,希望我所谈及的话题能给《社区报》读者带来思考。

对话之后,记者的思考

看着Bob急匆匆离去的背影,他的那番话语却一直在记者耳边回响,不由得陷入深深的沉思。

大学教育是一项崇高而任重道远的事业。我们往往太过关注资金、投资回报和相对学术声望之类的问题,却忽略了大学教育的核心–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正如最常听说的“大学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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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旅游

什么是教育呢?”教育”一词来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思是”引出”。对教育的定义,各位学者认识不同。而大学University源自十二世纪的一个单字Universite,这字的原意是“整合的关係”(Whole),表示有一种地方,是分别出来的,为了让老师与学生产生一个整合性的关系。这可能是大学制度成立八百多年来,多少人的期待,即成为大学教育的目的。
大学教育能给学生造成怎样的影响,它又能为学生带来什么?有人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发问,探讨学生在经过大学教育改造之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学生如何思考和评估信息;有人从行为学角度出发,认为学生将学习如何自我引导;还有人从个人定位的角度考虑,认为学生将通过竞争与合作提升自己。但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是否能共同塑造某种“道德指向标”,引导学生的思想与行为,让他们承担起适当的社会责任。

大学教育,到底是重在改善人格还是培养能力?可能许多人都强调它对个人价值的影响:大学教育将改变你的人生–不管你是否当真相信,大学教育确实试图让你改善人格,学会推销自己;让你成为更好的社会成员,或至少是成为当今社会有用的一员。但大学教育是不是真的能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

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The Zen Of Education)中提到,大学的声望和录取率对学生今后的收入产生一定独立的影响,但收入差距大多出现在大学内部,也就是说,出现在某一所大学毕业生内部。这中内在的差距取决于才能、资源、成绩和专业等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努力程度至关重要。真正驱动成功,造成收入差距的因素是职业。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你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使你受益终生的1) 一般技能–无论用于读研究生、工作还是娱乐;2) 批判性的阅读能力–使你对工作中复杂的行动方案进行清晰的阐述;3) 必要的写作能力–使你清楚地向同僚阐明自己的观点;4) 独立思考能力–使你避免人云亦云;以及5) 终生学习的能力–使你轻松因对工作和娱乐中的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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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边钓鱼

我们接受大学教育,实际上是要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能够去评判自身的幸福与周围的人是如何密切相关的。这样,我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将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我们在实现自身抱负的同时也促进社会和谐。我们接受大学教育,是要让我们有成为未来领导者的理想与勇气。因为推动社会更好地发展最终还是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承担的。我们接受大学教育不仅是一次大规模系统的知识接受,更是一次人文精神的陶冶。在此期间,我们完善了人格,明白了生命的意义,知道了存在于社会的意义。我们的能力越大,我们的责任也就越大。大学教育的意义还在于它培养了大学生们的眼界和价值观。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每个学生能否找到好的工作,问题在于每个学生能否形成这样一种理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具有健全的人格;每个学生要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与决心,并且乐在其中。

蔡元培,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这是蔡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的一席话,但今天还有多少人在牢记这句话呢?(原载于加拿大《社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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