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选择(下)

每一次改朝换代,体制都会有所调整,得到强化。帝国体制的茧壳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圆滑,越来越不易改变。慢慢地,这个体制不仅变得坚不可摧,而且可以自己运转。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不出宫门,不理朝政”。手下的国家重臣,每日“以数太阳影子的长短打发时间”。即使如此,国家照样运转。清代宣统皇帝溥仪,即位时只有三岁。因为这种完善的帝国体制,在中国,最容易干的工作,就是当皇帝了。

体制内的人,不希望改变,因为他们是受益者。体制外的人,想进入体制,是为利益考虑。1862年,同文馆初建时,传统家庭不愿送孩子入学,已经注册的学生,很多提出退学,总教习丁韪良劝学生说,将来毕业后,可以进政府部门,成为官员,很多才留下来。民国初年,留洋归来的青年学子,无论从东洋还是西洋回国,大多希望进入政府。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培养的博士人数超过美国,成为授予博士学位最多的国家,半数以上的博士毕业后进入政府工作,成为公务员。这些都说明,政治依然是社会的核心,体制的影响力至今未减。

在这个体制之下,虽然朝代一再更迭,皇帝一再更换,中国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没有改变。因为重农抑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就无从谈起。因为“独尊儒术”,思想的创新就无从谈起,只有技术进步,没有科学的发展。这种惰性体制,既不会提高生产力,也不会改变生产关系。所以,黑格尔说,从本质上看,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的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就会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直循环下去。

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借着工业革命的威力,带着坚船利炮,强行把中国拉入世界文明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备。匆忙之中,整个社会都在寻找应对之道,在探索中国往何处去。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中国与西方,与其说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不如说是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也仅限于西周时期。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西周以前的原始和封建社会,以及秦以后的集权专制社会。

所以,现代化,或者叫“西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中国这辆火车,从一条轨道转到另外一个轨道。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打破这个有效地运行了两千多年的体制,让中国从帝国的茧壳里摆脱出来。第二,如何与现代文明并轨,并轨到什么程度。用句说了一个多世纪的老话,是完全并过去,“全盘西化”,还是部分并过去,“半盘西化”?这两件事,密切联系,没有一件是容易的。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在很多方面,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也可见其难处。

中西文明,差异之处多于共同之点。不仅如此,很多方面,还是相悖的,所以,融合的过程中,就不断地出问题,比起佛教的本土化,还要困难。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中国自周礼以后,形成一种纵的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任何两人之间,总要先分出长幼尊卑和地位高下,这样,交往起来,举手投足才有所凭依。西方受基督教影响,基本上是横的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后,至少在理论上,上帝以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再比如,基督教文明是出世的,向外的,征服的,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儒家文化是入世的,服从的,特别自宋明理学以后,是向内的,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西方国家借着工业革命的实力,以坚船利炮,要把古老而沉闷的中华文明,拉上他们的轨道时,中国便进入了第二个转型期。

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次转型相比,中国的这一次转型,有很多的不同。第一次是主动的,有准备的。从西周制度瓦解,到秦始皇统一,500多年时间,各国之间实力的对比是慢慢发生变化的,中国的选择是从容而自然,顺理成章的。各方人物,从政治家到军事家,从思想家到游走于各国之间的“士”,都发挥了不同的影响。近代中国的转型是被迫的,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很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从乾隆皇帝接见英皇特使马噶尔尼开始,起初是傲慢自大,鸦片战争后无所适从,挨打了又犹豫再三,甲午战败后则手忙脚乱。到了二十世纪,就越来越激进了。

中国在第一次转型的初期,首先经历了“哲学的突破”,出现了很多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直到后来的“百家争鸣”,不仅流派众多,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绝后的。从玄学思辨到务实强国,从“远交近攻”到“合纵连横”,人们主动探寻社会的发展,为未来设计了不同的道路,提出了不同的选择。

第二次转型开始的时候,政治和外交上措手不及,也没有任何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没有思想的铺垫,没有理论的准备,直接就开始“制度的建设”,像是在沙滩上建大楼,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遭遇挫折和动荡,就是流产和失败。有的人抱怨“民国不如大清”,有的人说“共和不像共和”。回头看,自19世纪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一点,和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作一比较,差异就更明显。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复苏,科学精神发展,特别是13世纪后大学的兴起,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为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在国难当头之际,“睁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只有魏源、冯桂芬、康有为和梁启超寥寥几个,而且,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远不及他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前辈们。为什么呢?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特别是科举制度定型后,中国就再没有思想家,也没人独立思考了,因为体制不允许,也没有出路。做学问的人只在儒家的框框里打转,只有经学家和考据学家。读书人是不思考的,因为整个社会都是不思考的。

没有理论引导,中国的命运,在不同的政治家手里,像坐过山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再加上内忧外患,转型期的中国,发了疯似的,有病乱投医,寻找各种“强国”之路。二十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潮,在中国都有追随者,他们要把所有的办法,都拿过来试试。这样,当然就易走极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都是这种走极端的结果。“十月革命”后,经苏联传入的马列主义也是,经过了几十年,中国才发现,共产主义原来是从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最长的那条路。

政治家总是为自身利益所驱使,在其位者,轻易不愿改变现状,因为他们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谋其位者,往往不择手段,“一将功成万骨枯”,搞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不仅如此,很多的政治家,受传统体制的约束,在追求现代化的时候,思想或行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帝国政治的传统。中国的现代化,也就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了。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两次走火入魔的极端表现。洪秀全这位“耶稣的弟弟”,要用“半吊子”的基督教,改造中国。而“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只是慈禧太后对于“洋人”的工具。这两个农民运动,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既有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又像走火入魔的邪教组织,既有传统的影响,又有现代的色彩。

慈禧太后在1860年随咸丰帝避难承德之前,是要改革的。晚年,迫于内外压力,也大刀阔斧地实行新政,不过,慈禧的底线是,不能触动皇族利益,不能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其他满汉大臣,如参与了鸦片战争的那些人物,最终的归宿,大多回归体制。李鸿章被西方认为是中国“唯一清醒的人”,曾希望联合日本,抗击西方,一场甲午海战,也使他彻底改变,最终回归传统。“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虽因中国未来的道路而意见不同,以至于分道扬镳,晚年时,二人均致力于保皇。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号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打着明朝的旗帜反对大清。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痉挛。在中国第二个转型时期,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是蒋介石。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政治家所可能具有的所有的矛盾背景和思想,都可以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他自称是继承洪杨革命的孙中山的追随者,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孔孟学会的名誉会长,阳明哲学的揭橥者,也是基督教循道会的信徒,黑社会青帮的弟子,还是革命的国民党的总裁。这位曾是日本士官学校高材生的新青年,似乎没有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却集中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极端的东西。

蒋介石的失败,在于不接地气。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经过北伐,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也称为“黄金十年”。可是,最终,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是蒋所领导的革命,只是浮在社会的表面,没有深入社会底层,只是改变了上层精英,没有改变普通大众。这样的革命,过去也发生过,也有成功的先例,如满族人建立大清,就是如此。用汤因比的话说,换一个皇帝和一班人马,改朝换代就完成了。在帝国体制下,这种精英革命是可行的,是可以实现改朝换代的。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第二次转型时期的中国,就不行了。这个时候,必须将整个社会翻转过来。政权的改变,新朝代的建立,必须与社会深层结构的改变结合起来,将整个社会结构打破,再重组,这也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原因。

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就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英雄。他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更重要的,毛立足于中国现实,从社会底层开始。比如,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读过很多马列书籍,《资本论》就没有读过,而是热衷于读《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样的书籍,仅《资治通鉴》就读了很多遍。因此,有学者认为,毛是一个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中国的末代英雄。

在第一次转型时,“百家争鸣”的各类思想中,最终胜出的是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有各种西方思潮,最终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呢?偏于一隅的西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富国强兵,最后统一华夏。二十世纪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可是,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不断遭遇挫折,又为什么呢?

具有反叛精神的毛泽东,相信“不破不立”。他要把中国变成“一张白纸”,以书写最新最美的图画。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就有一个“破”的过程。毛在建国不久就开始了,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是“破”,直到“文革”,把中国翻了个底朝天。目的只有一个,先破坏,后建设。可是,毛没有意识到,中国这块画布,两千年来,无数的帝王将相,志士英雄,都在上面涂抹过。他所能做的,是继续在上面画下去。中国是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的。

孙中山常说,破坏难于建设。事实也是如此。毛常把自己比作秦始皇,甚至超过秦始皇。两人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别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在“破”了以后,随即开始用新的东西去填补所造成的政治空间,如郡县制,如焚书坑儒,如家天下,等等。毛则是一直在“破”,而且,在“破”了之后,又没有合适的东西去填补,只有一些乌托邦的幻想。既然不能使用现代西方的思想,他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传统的东西,慢慢地,就越来越像一个传统的帝王了。直到最后,毛泽东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己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这说明,他很在乎自己的清理工作,“破”的工作,而这些,都是为“立”做准备的。

邓小平执政后,开始改革开放,因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目的,是要维护和加强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削弱或放弃。当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绩,政治体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掣肘时,迫于内外压力,邓也开始政治改革。可是,他所要的改革,只是“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在赵紫阳的主导下,当改革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时,就越过了邓的底线。在邓心中,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要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而且,更重要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体制没有改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都还是在体制内打转。所以,当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很多都是一样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习近平上台后,一方面提倡“中国梦”,同时,发起“反腐”运动,旨在挽回执政党的信誉。习所用的办法,是向各地派出“中央巡视组”。这个办法,秦汉时期就用过,只不过,秦时称为“御史”,汉武帝时称为“刺史”,隋朝以后称“监察御史”。

无论是孙中山和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更重要的,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往往不自觉地就会从历史中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少年毛泽东曾经赞许“商鞅之法,良法也”。后来,建立“新中国”后,毛就采用了很多商鞅的办法。

两千多年前,地处西隅的偏僻的秦国,能够并吞六国,统一中原,是因为商鞅变法建立的有效的体制。这一体制,由秦至汉,再经后世朝代不断完善,历千年而不衰。

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只有打破这一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才能完成转型,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有商鞅式的集权和决断,需要有扭转乾坤的魄力和勇气。这可能也是朱镕基在卸任总理后,观看《商鞅》话剧时,深有感触,泪流满面的原因。

中国的未来,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现代化,接受现代文明,成为现代国家。其二是继续在传统的帝国体制内打转,发酵,最后,就有可能成为战国时代的秦国,给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动荡。

中国需要走前一道路,避免后一道路。两百年来,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与西方,虽然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同,未来,必定是殊途同归。这是人类共同的前途。所以,在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的同时,中国要努力建设“中国式的政治制度”,就像过去这些年建设“中国式的经济制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这一制度下,政治家的选举会更民主,政治的运作会更透明,人民的基本权利会得到保证,普世价值也会受到尊重。

在没有了强人的时代,如何实现和平过渡,和平转型,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是整个中国都应思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面临的最大考验。(作者 刘路新)

1条评论

  1. 这是我近几年中读到的关于中国的转型的写的比较好的文章。第一,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依然是一个封建王朝。虽然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又回到了原点。第二,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第二次转型,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有是民族主义者。二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中国一百年来在原地打转。也就是说,一百多年来,我们在政治转型一无所获。第三,不知为什么作者没有提到台湾,上帝同时让大陆与台湾存在一定有它的理由,幸亏有台湾,要不多少大陆人会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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