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Mark Carney(马克·卡尼)近日宣布邀请印度总理Narendra Modi(莫迪)参加6月在阿尔伯塔省举行的G7峰会，这一决定在加拿大国内引发激烈争议。一边是皇家骑警(RCMP)指控印度政府涉嫌在加境内策划谋杀、勒索等犯罪行为，另一边是加拿大政府强调印度在全球供应链和能源安全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矛盾选择折射出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难以调和的张力。
卡尼的辩护理由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色彩：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增长最快的主要市场，以及关键矿产和能源供应链中的重要角色，其参与G7讨论”符合加拿大利益”。保守党领袖Pierre Poilievre(波利耶夫尔)的支持更直白：”我们需要向印度出售天然气和核技术。”这种逻辑在西方对沙特、阿联酋等国的外交中屡见不鲜——当经济利益与地缘战略需求占据上风时，对人权与法治的关切往往退居次席。
然而，锡克教社区的愤怒绝非无的放矢。RCMP指控印度政府高层直接参与在加境内的暴力活动，包括锡克分离主义领袖Nijjar(尼贾尔)的遇刺案。自由党议员Sukh Dhaliwal(达利瓦尔)的质疑直指核心：”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这种价值观与安全诉求，恰恰是加拿大政府长期标榜的外交基石。新民主党要求撤销邀请的声明，正是对这种原则性矛盾的尖锐揭露。
印度政府的回应同样耐人寻味——其一面否认所有指控，一面反指加拿大”庇护恐怖分子”。这种叙事对抗暴露了全球南方国家与西方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鸿沟：当西方谴责”外国干预”时，发展中国家往往视其为对其内政的变相干涉。莫迪社交媒体上”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表态，实则是以民主价值观为盾牌，化解加拿大道德批判的精明话术。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在此事上的处境与近期”中国干涉内政”的指控形成微妙对照。尽管证据层级相似(RCMP称掌握”最高层级”涉案证据)，但渥太华对中印采取了明显差异化的处理——对华强硬驱逐外交官，对印则选择”执法对话”的缓和路径。这种差异难免引发对”外交双标”的质疑，也反映出中等强国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窘境：在制衡中国与拉拢印度之间，价值观外交不得不向现实政治低头。
卡尼政府强调”已推动执法合作进展”，试图将邀请包装为施压成果。但这种以峰会席位换取合作的做法存在明显风险：印度可能将此类邀请视为西方软弱的信号，进而强化其”越境执法”的正当性认知。RCMP警告的”持续性暴力威胁”尚未解除，此时高规格接待莫迪，客观上弱化了加拿大此前的外交威慑。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国际规则体系的侵蚀。如果G7国家能够因经济需求而对涉嫌跨国暴力的行为网开一面，那么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丧失道德权威。正如世界锡克组织所言，这不仅是对特定社区的背叛，更是对加拿大宣称的核心价值的伤害。
这场风波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单极秩序瓦解的当下，即便是G7国家也不得不与那些行为存疑但实力上升的大国共舞。卡尼的选择或许符合短期的国家利益计算，但其代价可能是西方一贯倡导的规则与价值体系的进一步空洞化。对于加拿大而言，如何在捍卫原则与务实合作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将考验其外交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