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难民经历

小儿失踪,家庭破产     
1975年的四月里,一阵狂风暴雨席卷了柬埔寨,也席卷了整个印支半岛,红色高棉夺取首都金边,人们正在兴高彩烈地欢迎他们入城,谁知他们一声令下,把全国各城镇的人都通通赶出城市,赶到荒山僻野去,不听从者就开枪射杀,路上成千上万的人露宿风餐,饱受饥寒之苦。老残弱幼者,不是死亡,就是饿死。或者被开枪杀死,正如他们的政策,声称柬埔寨全国人口700万,只要保存400万的基本群众就够了,所以后来的传媒报道红色高棉杀害了三百万人民。但比较可靠的数字是170万人吧!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是尸横遍野,惨绝人寰,世界历史上几百年来从没有听过见过的,我的最小男孩子,当年15岁,寄住在一家制作糖果店朋友的家,被红柬从金边城赶出来,全家都失踪了,后来我逃到越南,到柬越边境和仙、朱篤、西宁等地寻找,都杳无音信。托人到泰国难民营,越南难民营寻找,在泰国登报寻人,到法国巴黎、澳洲雪梨、美国洛杉矶都遍寻不获。虽然时隔现在已经三十多年,我还一直在想念他,总觉得做父亲的不能照顾好儿子,引为内疚。

我原来的家,在越南滀臻省的一个小市镇。父母经营一间布店,靠妹妹们的经营,生活算是不错。谁知越南南方刚解放,灾难就降到我家来。在所谓“打倒买办资产阶级”的幌子下,在1975年的9月里,一夜之间,在南方各城镇,展开“打资产”的战役。我家也被几个“干部”占住了,把所有的布匹,平价发卖,钱被没收了。还要逼供,黄金、美金藏在那里,翻箱倒柜,隔离审问。我的那位70多岁的老母亲,被吓得满身发抖,只好把家中积存下来的几两首饰如数交出来,他们还恐吓要捉去坐牢。十多天后,“干部”撤了,我家的财产也完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是什么世界,光天化日抢走别人的东西!

身陷囫圇
我原来的职业是教书,在越南西贡教了好几年,后来转到柬埔寨又教了十多年,1975年回到越南又在胡志明市第六郡的华校中学任教。刚解放后的新政府,接连掀起许多新运动“打资产”、“建新经济区”等等。我和其他教师们,都奉公守法尽好自己的职守。1978年3月,政府又发动“文化之光”运动,如晴天霹靂,灾难又降到我的头上。在1978年3月23日夜里突然几个公安人员闯到我家里,宣布逮捕令,搜查屋子。这样,就无端端地把我关进黑牢(单人牢房),两年后才调到集体牢房去,后来在牢里才知道被捉的各界华人有五六百人,民族资本家、校长、教师、记者,亲台湾的,亲中国的。坚持中国国籍,抓错名的……一句话,就是“怕”这些人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在牢里因缺医缺药先后病死和自杀的有十几位。后来才知道,这是统治当局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华、排华。我们在狱中生活更是一言难尽。1988年中苏关系改善,12月中国外交部长访问莫斯科。我们又突然从鬼门关无罪释放出来。我们的释放令“罪状”是空白的,我的天呀!这是什么社会呀!我们坐了将近十一年的牢,人生究竟有几个十年,我们的青春是被扼杀掉的。

这样的社会,教人怎么呆得下呢?1978年我的儿子,侄儿们都相继逃奔怒海,死里逃生。现在有的在美国,我的儿子到加拿大,儿子夫妇辛勤工作,赚钱寄回越南,养活我一家,包括我在牢里的生活。1991年又担保我全家老少七个人到加拿大定居。

到达加国
到达加国,觉得加拿大的蓝天是美丽的,空气是新鲜的,自由的。加国是我美好的家园,我在超级市场干了七年。现在退休了,我也乐于参加社会工作,在潮州会、越棉寮华人协会任理事十几年。做出一点小贡献,参与创办校友会,团结我们的华人兄弟姐妹,维护我们自身的合理权益,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鼓励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要热爱自己的祖籍国,为促进中加友好,起桥梁作用。只有中国更强大,中加友好就会更平稳,更发展,我们就会更幸福。

现在。我的子女生活安定,子孙成群,十个孙子中,五个已经读大学了。这是我在越南从来不敢梦想的,现在每隔一两年我就出国旅游。到中国、美国、澳洲、法国及欧洲各国探亲访友,学生遍布各国,受到他们热情接待,这是穷教师的最大安慰,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现在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当然任何社会,人生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我要反思,我的苦难哪里来!我的幸福谁赐给。(文/陈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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