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故事：靠打“累脖工”买房的广州移民夫妇
叙述者青溪(以下简称青)：短房，你来加拿大也不少日子了，觉得和其它族裔相比，我们华人移民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
采访者陶短房(以下简称陶)：华人移民与众不同之处挺多的，比如特别重视孩子教育，对好学区的爱好近乎执拗，比如通常特别节省，但有些地方有偏偏不像西人那样“亲兄弟，明算账”，但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公认的–特别喜欢买房，没房要买房，有房要买大房好房，这里很多当地人，差不多都快把“华人”和“买房”视作关联词了。
青：是啊，不管哪个年代来这里的华人移民，都对买房这件事情有独钟。现在的新移民条件好了，就算在国内不是大富大贵，只要是住在一二线城市，原本有自己住房的，出国前把房卖了，在这边换个条件更好的房子轻而易举，我们这些来得早些的就不行了，积蓄少，国内房地产也还没起来，“房换房”是行不通的，来这里总要先租上几年房，弄不好还得从地下室租起，等适应上几年，条件好些，才开始买房住，而且一般都要“逐步升级”，不太容易一步到位–你也知道什么叫逐步升级，什么叫一步到位吧?
陶：知道。逐步升级就是先买公寓，住几年钱多了，卖掉公寓买联排城市屋，国内有人管它叫“联排别墅”的，再攒多些钱，就卖掉城市屋换独立屋，也就是国内俗称的“别墅”;一步到位就是从租房一步跳到买别墅。我刚来时租住一个上海房东的别墅，他是一步到位，不过人家以前做生意的，积蓄多些，而且“以房养房”，把别墅分拆租给4家房客摊薄按揭才能做到，一般的新移民是吃不消的。
青：你们来这两年，像温哥华这些地方，华裔新移民要按揭买房，渠道比过去多，对申请人财产、收入的要求也灵活得多，一般你现金存款多一些，都能拿到不错的按揭比率。我们那时可不行，银行死得很，你家庭收入是多少，银行经理拿个公式一算，能贷给你多少马上报给你，新移民起薪一般不会很高，想靠按揭买大房，真是难得很。
陶：嗯，我们这些技术移民不管在国内是做什么的，初来乍到，人家不承认你的文凭、你的工作经验，干俗称“累脖工”的小时工养家糊口是难免的。
青：可别小看“累脖工”哦–我就认识一对广州来的移民夫妇，她们靠打“累脖工”白手起家，几年的功夫就住进了独立屋。
陶：这可太不容易了，他们是哪年来的?
青：2001年。我认识他们时，他们一家三口刚落地一个星期。
说起我们的相识，那真叫无巧不成书。我不是说过，2001年我们一家租住在多伦多印度街社区么?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散步，迎面碰上一个戴眼镜、披着长发的东方女性，朝我们不住喊“索菲、索菲”，索菲是我女儿的名字，可我们都不认识她，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喊的是自己女儿，那女孩英文名字也叫“索菲”，巧上加巧的，是两家女儿的中文名字居然也一样，都叫“心仪”，生日也都是11月11日，只是他们家的心仪大一岁，当时上一年级，我们家的上学前班，学校也都是同一所，就是社区里的诺顿小学，我们两家租住的房子，正好被诺顿小学隔开。那个连声叫“索菲”的，就是我马上要说的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她的名字叫伍芳，“大心仪”的爸爸，伍芳叫他“小黄”，我们后来习惯了也这么叫，一家三口，租住在一幢独立屋的地下室里。
陶：真是太巧了。话说回来，中生代华人移民初来乍到，最头痛的莫过于交际圈太小，谈得来的朋友几乎没有，其它族裔不去说，就算华人朋友也少之又少，最初攒起来的朋友，多半来自那么几个地方：ESL补习班的同学，打工的同事，孩子同学的家长，教会或者公共图书馆碰上且聊得来的人，你们两家的巧遇，也算是其中一类典型。
青：的确。比起大人，六七岁的孩子到了陌生环境，以前的小伙伴，熟悉的语言，慈爱的隔代老人也都消失，不适应感会更强些。我们家的“小心仪”来得稍早，当时也不能说很适应，在学校里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朋友，他们家的“大心仪”刚到，就更是害羞到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看见人就跟没看见一样。我们一见如故，就约好以后多走动多来往，凡事也好有个照应。
陶：那会儿你们两口子已经上班了吧?他们刚来，恐怕找工作没那么快。
青：我们那时候都已有了工作，每天上班时把孩子顺路带到学校，下班再接回来。他们两口子最初的确都没工作，不过找工作很努力。小黄在国内是搞打印机业务的，也算专业人才，来到加拿大，想开间复印店自主创业，但很快就打消了念头–知道为什么?
陶：不赚钱吧？加拿大公共图书馆、职业介绍中心这些地方，都可以免费复印，用复印最多的不就这些地方么?零星复印自己家就能做，大宗复印，北美还有版权限制，前几年UBC大学生为省些课本钱，把图书馆借来的教科书拿到复印店复印，结果连学生带复印店老板都吃了官司。
青：其实我们那会复印店还是赚钱的，就是赚你说的学生复印课本的钱，可一来如你所说，客源单一且有风险，二来他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哪里敢把本就不多的一点点积蓄冒险投进去?前面说过，大陆移民中的男性，“融入”的难度通常比女性大，找工作也比女性慢，因为他们常常自视过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过小黄是个例外，原先的计划行不通，他马上去找了份叉车厂开叉车的工作。对了，你知道“累脖工”的薪水标准是多少?
陶：每个省的最低时薪都不同，而且常常要调整，你说的多伦多是安大略省，2001年的时候，最低时薪我查过是6.85加元，自那时起一共上调过7次，现在是每小时10.25加元，据说今年6月1日起会上跳到每小时11加元。不过这只是底薪，小时工也有低薪的、高薪的，餐厅招待、收银员什么的拿底薪很多，流水线工人就高得多，小黄做的叉车司机，应该是“累脖工”里的高薪阶层了。
青：对，不过“累脖工”的特点，是高薪工作往往都是特别累人的蓝领工，小黄开叉车劳动强度大不说，一开始总轮着上夜班，很辛苦，家务活都是伍芳一人承包。伍芳是贵州籍，少年时随父母去了广州，小黄是广州人，饮食习惯什么的也和广州人差不多，比较讲究，伍芳做出来的食物可口漂亮，我家孩子都说好吃。有时我心血来潮买回一些自己不会烹饪的材料，都拿给她处理。
她为人贤惠宽宏，待人热情厚道，虽然刚来，自己也很困难，却乐于助人。有时候“小心仪”生病没法上学，我们两口子又不能不去上班，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她照料，她总是毫无难色，满口答应，把我们孩子照顾得很好。
没过多久，伍芳也找到份工，是制衣厂的工作。那时候香港移民过来很多，他们中不少以前是在香港做制衣工的，很适应当时多伦多制衣工厂的快节奏工作和计件薪酬，大陆移民很难挤进去，就算挤进去也做不好，那个年头香港制造业还没转移到内地，许多大陆移民还习惯老国营工厂“大锅饭”那一套，和我同租在一幢独立屋里的一个上海女人就适应不了，整天喊累，她曾经告诉我，经常累得受不了就跑到厕所里躲懒休息，可这样一来收入就不行了。
伍芳是半个广州人，和那些香港人在语言上能打成一片，不过她能在制衣厂做得好，主要还是因为勤劳肯干吧。我问她工作累不累，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还好”。那位上海女人的先生当时也是没找着工作，在家里承包了所有家务，她下班后啥也不用干，可伍芳两口子是双职工，小黄还常上夜班，伍芳回家还要做饭，看孩子，我却从没见她愁眉苦脸过。有时候我也会问她“是不是在广州的时候就很能吃苦”，她笑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脾气，我不觉得苦，小黄上班比我还累，他也没说过什么”。
陶：他们不觉得苦，他们女儿呢?加拿大有加拿大的规矩，1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必须有监护人陪着，这里的中小学放学又早，通常两点半左右就放学了，如果没人去接，就只能送到“课后班”之类地方托管到家长下班，或者让同学家长帮忙接送，可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我现在就因为孩子太小，所有需要“坐班”的职位都只能谢绝，
青：那时我们社区里有家长肯帮忙接送别人家孩子，每个月差不多要100加元，“课后班”会更贵些，他们不舍得，碰上两口子都上白班，“大心仪”只能自己走回家，一个人呆在租屋里。有时候我们会看见她抱着自己心爱的小熊宝宝掉眼泪，真让人心疼。我们决定移民前，犹豫过好久，就是怕孩子过来，比大人更难“融入”。你们呢?
陶：我们结婚晚，婚后我又一直在非洲，两个孩子都是这边出生的，担心的是族裔认同这类新问题，你们拖儿带女移民来这里的烦恼，我们倒是幸运躲过了–言归正传，他们怎么住上别墅的?
青：他们两口子虽然做的都是“累脖工”，但小黄那份时薪很高，后来还提了小组长，不用做夜班，收入也增加了。伍芳的是计件工，他们都是那种不怕辛苦，愿意多做的，加上省吃俭用，不必要花的钱一分也不多花，攒钱的速度，并不比两口子一个做专业工作、另一个在家做家务的收入来得少。我们后来搬家去渥太华住了两年，回来时他们已经不再住地下室，而是转租了一套二居室公寓，而且独立屋的合同已经签了，没多久就圆了住独立屋的梦，来了个一步到位。
陶：打“累脖工”在加拿大多伦多这样的地方一步到位住进别墅，真是奇迹。
青：还有更大的奇迹呢：就在这两年里，他们不仅圆了独立屋梦，还添了第二个女儿，我们回到多伦多，去她家看她时，她妈妈正来探亲，顺便帮忙看孩子。
陶：太不简单了。“累脖工”可以拿高薪，但福利就差一截，尤其是没有EI，产假期间没有收入，他们又买房、又生孩子，这不光是勤劳能干，还需要很大的自信和勇气才行。
青：有编制的“累脖工”还是可以领EI和享受正常福利的，今天在你们看来像他们两口子这样供房、养孩子，是需要自信和勇气，但在当时，这不是个特例，很多打工一族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上门看到伍芳给孩子换尿布的麻利劲，真是自愧不如，她当时劝我再生一个，我心想连一个都忙不好，再来一个怎么办，便坚决摇摇头，表示“你的能干我佩服，你的勇气我没有”。伍芳的妈妈笑着对我说，孩子只愁生不愁养，等你真的有了老二，什么都搞得好了，小黄还想再生个儿子呢。这话果真是经验之谈，等我意外有了老二后，真的什么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做事比以前快了好几倍，现在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全能主妇了，连孩子理发都自理。
陶：我们家孩子的头发也是孩子妈妈给理的，孩子不肯让理发师碰头发，我们在家可以两人抓一个，霸王硬上弓，在理发店这么做，弄不好会惹来警察的，加拿大这边对孩子不能用强力，倒不光是钱的问题。
青：我发现我们身边有两个女儿的中国家庭，很多真的生了第三胎，有的老大和老二的岁数相差了20多岁呢，这倒是我出国前从来没想到的，记得小时候邻居家有儿女和孙辈同岁，但那都是很久远的往事了，如今却普遍发生在身边的华人朋友中。
陶：我们这些中年人进入生育年龄时，国内计生政策抓得特别严，不少人移民时都带了一个国内生的孩子过来，等生活安稳了就想着再生第二个，老大和老二常常相差十几二十岁，很多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对了，那个不爱交际的“大心仪”，你们再见时应该没这方面问题了吧，我觉得相比我们大人，孩子适应和“融入”新环境的速度，其实反倒是最快的。
青：一点不错。那次拜访，令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就是“大心仪”了。两三年不见，她已经满口英文，接不完的电话，找不完的朋友，社交能力不是一般的强。我不知这到底是受性格开朗的妈妈影响，还是加拿大文化影响更多些，我们在她家的那段时间，她始终满脸挂着笑容，一边忙着讲电话，一边还不忘时不时跑出来看看我们，给我们表演双手撑着厨房门框两侧，双脚顺着墙爬上门框顶的功夫，让我女儿羡慕不已，回家就活学活用地给我们表演了。“大心仪”的这种变化，很快在我们家“小心仪”身上重演了。
陶：“累脖工”移民几年后就买房、生二胎，而且日子过得很滋润，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其实有其必然的道理。
青：移民虽然是生活的重大改变，但即便起点再低，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也并非仅仅是梦想，需要的只不过是时间，耐心，以及更重要的，咬紧牙关战胜困难的信念和行动。
陶：刚刚看到新闻，大多伦多地区房价飙升，直逼加拿大平均房价水平最高的大温哥华地区，如今的新移民，想重演小黄和伍芳夫妇“累脖工一步到位住别墅”的奇迹，怕是很难了。
青：但新移民来加时的经济基础也比我们那时好很多啊。社会在改变，但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原则、道理，却是始终也不会变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