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Mark Carney(马克·卡尼)在落基山脉举办的G7峰会，正成为观察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演变的关键窗口。这场被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G7研究组主任John Kirton(约翰·基尔顿)称为”里程碑式”的峰会，在俄乌冲突持续、中东战火重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背景下，不仅考验着卡尼的外交斡旋能力，更折射出西方阵营内部日益深刻的裂痕。
卡尼政府将峰会主题聚焦于”战争与和平””能源安全””人工智能”三大领域，展现出明显的务实导向。与2018年Justin Trudeau(特鲁多)政府主办峰会时邀请马绍尔群岛等小岛屿国家不同，本次印度、巴西、南非等全球南方大国的参与，反映了加拿大试图在G7框架内重构”大国协调”机制的战略意图。这种从”价值观外交”向”利益政治”的微妙转变，既是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也暗合了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所指出的”全球治理权力再平衡”趋势。
在具体操作层面，加方放弃传统联合公报、转而推动多份专项声明的策略颇具深意。2018年特朗普因气候议题公开羞辱特鲁多的前车之鉴，使渥太华意识到在选举年避免刺激美国敏感神经的重要性。这种”化整为零”的议程设计，既为特朗普提供了不下台阶的弹性空间，也确保了其他成员国能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如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和芬太尼管控等特朗普可能支持的议题上寻求突破。
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专家Fen Hampson(芬·汉普森)指出，峰会的成败系于特朗普的”心情指数”。在贸易领域，尽管加拿大希望推动美国软化钢铝关税立场，但更现实的期待或许是争取到”重新评估贸易措施”的模糊承诺。乌克兰议题上，欧洲可能以取消数字服务税等让步换取特朗普延续军援承诺，而加拿大则可能通过渲染其国防预算增长(目前已达GDP的1.76%)来迎合华盛顿的安全诉求。
但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始终是最大变数。以色列空袭伊朗后骤然升级的中东危机，可能强化其”迅速结束俄乌战争”的立场，这与欧洲”持久消耗俄罗斯”的战略形成根本冲突。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政治学者Thomas Juneau(托马斯·朱诺)的观察值得玩味：当卡尼不得不临时协调G7对伊以冲突的立场时，原定议程的注意力资源将被严重稀释。
卡尼邀请联合国、北约、世行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与部分议程的安排，暗示着某种”G7+”机制的雏形。这种将民主国家俱乐部与功能性国际机构嫁接的尝试，本质上是对金砖集团扩员的应激反应。印度总理莫迪的出席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在西方对俄实施次级制裁的背景下，新德里仍坚持购买俄罗斯原油的举动，使其成为平衡美欧与全球南方利益的关键支点。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治理和关键矿产联盟等新兴议题，可能成为卡尼最大的外交遗产。加拿大作为全球首个发布AI监管框架的国家(AIDA法案)，正试图将”蒙特利尔AI伦理准则”上升为G7标准；而在锂、稀土等战略资源领域，加方推动的”友岸外包”计划已吸引德国等制造业大国的积极响应。这些低政治敏感度的技术性合作，或许比地缘政治博弈更能体现卡尼所倡导的”未来伙伴关系”。
这场峰会最终可能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在气候行动等传统议题上难掩分歧的同时，在军事AI应用规范、跨境野火联防等新兴领域或达成具体协议。卡尼面临的真正考验，不仅是如何避免2018年式的公开决裂，更是能否在特朗普主义和欧洲战略自主的夹缝中，为加拿大开辟出独特的国际斡旋者角色。当全球秩序进入”布朗运动”时代，这种务实的中间人定位或许正是中等强国的生存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