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缅尼吐巴大学读书时，第一个华裔考进了法律学院，却有廖某说：“中国人读法律，不知羞耻！”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华裔社会日益进步，见识渐广，地位日高，如此论调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合时宜。最近政府委任吴瑶瑶律师(Avvy Yao-Yao Go)为联邦法院法官。虽已有华裔在各级法院任职法官，但联邦法院在华裔历史上是创举。消息传阅，华裔无不欢欣鼓舞。
三十年来，吴瑶瑶律师是“多伦多华越柬寮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该机构为华裔做了很多迫切需要的好事。中国的法律，源自农业社会，侧重刑法。西方法律，则源自商业社会，有很多复杂的律例用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商业关系。中国到了近几十年才逐渐具有这样的律例，而且中国几千年来是人治国家，不是法治国家。中国人普遍缺乏法律常识，在加拿大生活，有时犯了法还不知道，只可自认倒霉，无话可说。“法律援助中心”致力帮助劳苦阶层，免费提供咨询服务，且代表出庭辩护和诉讼，对“恶法”提出书面意见，促使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解决问题。我钦佩发起人的信念。他们的信念和成果，造福了大量有需要的民众。
吴律师对社会的不平，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切的同情。她将法律智识和社会意识糅合一起，能言善辩，敢于为民众出头，是非真伪因此得到判断。她有如旷野的呼声，社会中的一股清流。中国人的家教，侧重打骂，养成国人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的民族性，善于计算个人小利以自保，缺乏敢说敢任事的精神。多伦多七十余万华裔，需要吴律师这样的实干派。她于法律具有大学问，谓之智；热爱社会谓之仁；不畏权势谓之勇。华裔社会应该明白智、仁、勇的难能可贵。
我对廖某“中国人读法律，不知羞耻”的论调听不顺耳，然而我对他本人，并没有看不顺眼，因他亦非居心不良。当时的华裔社会，也没人觉得他不对劲。持此论调的人，又岂止廖某一人？这是时代的标识。他受到这样文化的影响，身不由己，如洪水中之浮木，水之趋下，火之趋油，而口出狂言。
那时主流社会对华裔有“潜规则”，就是只许担任理工科的工作，而且所允许最高的职位，是医生和大学教授。遂令华裔父母心，但愿子女当上医生和大学教授。华裔子女对此趋之若鹜，若痴若狂。如果做不成医生和大学教授，就做工程师或化验员(Lab technician)。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都给人看不起，如地产经纪、保险经纪，都被人认为是读书不成，才会做这样的“行当”。有女同学找到银行前台的工作，闻者竟哈哈大笑，认为好做不做，怎么会做这样的工作？而最给人看不起的，是中小学老师。这才是最大的笑话，试问如没有中小学老师，又何来医生和大学教授？
严厉的家长，使中国人产生了崇拜权势的奴性，对权势绝对服从，明哲保身，“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华裔社会，接受了主流社会的意识，还变本加厉。这正是现代心理学的“队长性格类型”(Capo Personality)。纳粹时期，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都建集中营扣押犹太人，然后把他们处死。在营中，囚犯受军事管理，分成小队。纳粹党人发现在犹太囚犯中，偶尔有些人接受纳粹排犹的意识，而且更加激烈，于是指派这些人为队长。战后心理学家研究此现象，确认了“队长性格类型”，但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只称之为“奴性”。
那时候，“奴性”妖风吹遍整个华裔社会。廖某、廖队长、廖奴已退休，新一代已长成。昔日给人看不起的人，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洒了我们的血，流了我们的泪。有些地产经纪，累积了千万的资产，保险经纪进入了业界的百万圆桌。银行前台职员，有做到加拿大八大银行的副总裁。中小学教师，有做到校长和教育局主席。麦鼎鸿(Inky Mark)在缅省达芬市(Dauphin)任中学教师，当选市议员、市长和国会议员，见证了“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成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
日裔早川一会(Samuel Hayakawa)在温哥华出生，缅尼吐巴大学毕业，在美国取得博士。在里根(Ronald Reagan)任加州州长时，成为三藩市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因处理学潮有功，经里根支持成为联邦参议员。他说：“少数族裔的父母，不应限制子女的就业。应让子女自由发展，有些特别努力或特别幸运，就可冲破主流的局限。”吴瑶瑶律师是其中的佼佼者。吴律师语通中外，道贯华洋，功业卓著，享誉社会，今荣获委任，绝非偶然。在你受命重任的光荣时刻，冀望你允许我表示庆贺和最高的祝愿！(文/林达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