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下一场衰退,谁会在政治上获益?

对谁有利?当经济周期不可阻挡地发挥作用,经济衰退降临美国时,哪一股政治力量将会受益?这个问题在品味上的不足,能够用其重要性来弥补。

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一场噩梦。要了解经济和政治之间联系的复杂性,不妨回忆上一次经济崩溃。那场灾难发生在私人部门,后来得到政府救助。它本应成为自大萧条造就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以来,左翼的最大机会。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恰逢其时当选总统。早已作古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成为流行文化偶像。但那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持久产物是茶党(Tea Party)运动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

走向下一场经济衰退之际,美国的主要力量是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以及看上去与其领军人物乔•拜登(Joe Biden)一样虚弱的老派中间立场阵营。这三种力量都有理由认为,经济衰退将让他们赢得号召力。右翼民粹主义可以煽动一种被自满的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和以邻为壑的中国围困的心理。下一场经济衰退发生之际,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口也将触及历史峰值:煽动者无论有才与否,都不会错过利用很可能出现的裂痕的机会。认为特朗普无法挺过在2020年11月之前到来的经济衰退的信念很可能是对的。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由谁赢得某次选举,而在于哪种思想将主导经济衰退过后的10年。在资源稀缺的时代,当各个群体为了越来越少的资源展开角逐的时候,特朗普主义可能在特朗普本人失去号召力后仍然甚嚣尘上。

它面临的挑战是拒绝承担责任。2016年,右翼民粹主义由清白的局外人组成。在下一次经济衰退时,它至少已经执掌政府四年。由于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与下一场经济衰退摆脱不了干系。民粹主义最如鱼得水的时候是在反对党阵营,那时他们会恐吓精英们作出让步,而自己不必承受高层领导地位所面对的名誉损失。掌权也许是民粹主义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应该鼓励中间立场。经济衰退–缓解衰退是一门技术官僚的艺术–可能会让选民愿意看到一个冷静的专家阶层。一些繁荣时期的信条(包括自由贸易),在特朗普时代变得越来越流行,而不是相反。中间立场也回应了人们对平静生活的潜在渴望。在沉闷的民主党初选中,科罗拉多州温和派参议员说出了一句罕见的机灵话。“如果你选我当总统,”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说,“我向你保证,你不必一连两周都惦记着我。”这是千百万人的心情:精疲力竭,而不是渴望涌现出一个同样极端的特朗普克星。

话虽如此,寄望比尔德伯格阶级(Bilderberg,指精英阶级–译者注)在失势后这么快就实现波旁(Bourbon)复辟,还是有些异想天开。拜登看上去像是有望赢得2020年大选的人选,但也像是一个过渡人物:在美国人决定未来道路之际,他提供一个总统任期的喘息时间。

按照排除法的道理,民粹主义左翼将成为下一场经济衰退的胜利者。但有利于它的因素远不止于此。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市场视为一种“天启真理”(Revealed Truth)–认为富人和穷人的命运都是应得的。如今,多数人意识到个人无法控制的运气和结构性因素。由政府资助的单一付款人医保模式深得人心,财富税也是。此外还有政策情绪(Policy Mood),即公众对各种问题的综合态度。它在2018年的得分是有记录以来最“自由派”(就美国而言)的。此前读数最高的一次是在1961年,预示着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要记住,这一切都是在经济衰退降临之前。经济衰退可能会加剧美国的不平等,而这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已经更接近智利,而非德国。讨厌沃伦的华尔街民主党人可能会揣测,如果现在不接受她提倡的受控再分配,未来会不会面对公众的更大清算?

温和到乏味的地步,仍然是明年民主党胜选的最靠谱方式。但如果问题是经济衰退会释放出什么更持久的能量,那就很难把目光放到左翼阵营以外了。左翼现在不仅拥有支持它的民意趋势,而且其记录相对干净。在近几十年的记忆中,左翼主政时期没有出现过经济衰退。而所有这些都还没有考虑左翼的“同仇敌忾”情绪,他们觉得自己被骗走了2008年后本应属于“他们的”时代。正是因为左翼未能赢得上次危机,它不太可能再次错失时机。(转载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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