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多元化的美国注定陷入冲突吗?

在本世纪的某个阶段,可能在中叶前后,白人可能不再占美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不管他们是否介意,这足以扰乱这个共和国的政治,有时甚至会破坏它的和平。10年前,一种种族剥夺的感觉至少煽动了茶党(Tea Party)运动边缘的某些人。不提及相同的焦虑,就无从解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政治崛起。据我们所知,并且在确定因果关系的过程中行使合理谨慎后,不久前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El Paso)杀害22人的男子,就被他的种族“遭到取代”激怒。

美国如何处理其多元化对西方其它国家意义重大,因为其它国家将效仿美国,尽管程度和速度可能不同。因此,美国人是否抵挡不住这种沮丧(觉得动荡是未来的必然结局)很重要。这里要达到的平衡是不稳定的。美国必须避免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即埃尔帕索枪击案是一起孤立的暴行。美国必须比以往更认真地对待白人民族主义。但它必须在拒绝其核心的悲观主义(认为从定义上讲,多元化社会必然是矛盾重重的社会)的前提下这么做。相反,转向“第一大少数种族”(Majority-minority)地位的过渡,不需要成为一个如此决定性的事件,也不需要出现可怕的社会撕裂。

白人的含义可能会发生变化。以前就发生过变化。在19世纪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人口大规模移民美国期间以及之后不久,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被本土主义者视为异族,以至于他们构成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不是种族的话)群体。

早在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在他的论文《关于人类增长的观察报告》(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中厌恶德国人的到来(称他们为“乡巴佬”),他不仅在习俗上还在“肤色”上把德国人与英格兰人后裔进行比较。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在针对其他移民群体的时候–这些形形色色的欧洲人“变成”了白人。想一想,那些现在为“犹太-基督教”文化担心的人,过去是如何看待犹太文化的。

就像“真正”美国人的定义从英格兰人后裔扩大到欧洲人后裔一样,它也有可能再次拓宽。判断某人是否真正美国人的新标准,也许是他们是否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或者是否认同某种基督教教派。人们沿着语言和宗教(而不是肤色)的界线划分成不同群体,并不真的值得欢庆。这肯定不会满足这个共和国的理想,即公民身份是唯一重要的身份。但它将证实,我们对于谁属于、谁不属于某个群体的理解是多么具有可塑性。

人口统计预测(一条代表白人的线与一条代表非白人的线在某点相交)并没有反映出这点。认为一个内在铁板一块的群体与另一个同样铁板一块的群体打交道的想法,根本不能描述美国的历史。未来的紧张可能是复杂和交叉的。

即便预测本身也依赖于一定的粗糙性。在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2018年数据中,到本世纪中叶,“非西语裔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降至50%以下。学者们担心,很难对父母一方为白人、另一方为西语裔人士的人进行分类,更不用说其他混血搭配了。比较一下两个人:一个是总统的侄子乔治•P•布什(George P Bush),母亲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另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不会说英语的新来者。在这个例子里,谁是“白人”?到了某一点,这些预测带来不安的威力要超过其有用性。

假如一个1945年的人穿越时空,看到2019年的西方,哪些会让他感到吃惊?种族多元化带来的社会错位,抑或考虑到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迄今出现的社会错位实际上是多么微不足道?

英国读者会熟悉“伊诺克是对的”(Enoch was right)这种思路。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曾是保守党的部长级官员,他在上世纪60年代对后殖民时代的移民发出警告。结果英国成了一个多种族社会–并非没有矛盾,但肯定没有他所渲染的“血河”。西方很多国家也是如此。想想白人澳大利亚怎么变成我们在现代珀斯或悉尼看到的景象吧。

美国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它有着独特的历史,而且获得暴力手段的渠道相当畅通。但美国的挑战也是其他开放民主国家要以各自的方式去面对的。它必须抵制种族悲观主义,同时警惕那些试图证明这种论调有道理的人。(转载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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