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和我每天都在做着几乎相同的事情–设法让青少年对正弦定理和劳动分工感到兴奋。她有4年做老师的经验，而我只有两年，所以每当我忘记带点名册或忘了自己定的课后留堂时，她都会帮我。周末我们有时也做同样的事情：与网上认识的陌生男人约会。
周一回到学校，我们互相交换意见，这通常意味着讨论男人不太会做的各种事情。我们俩有一个区别。我的朋友25岁，而在我写作本文的这个早晨，我刚刚满60岁了。我的60岁生活跟我自己原来所设想的不同，也不同于伦敦市长寄给我一张60岁以上人群专用交通卡，供我在伦敦免费出行时所设想的。显然，他认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的身体会太弱，手头会太紧，需要一点帮助才能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
我的60岁生活只有一个方面符合上述设想。我现在经常去看牙医–我一直都知道在我人生的第七个十年中，我一定会经常去看牙医，因为我父母的牙齿都非常糟糕，而牙齿好坏通常跟遗传有很大关系，这就好像苹果掉落的地方从不会离它生长的那颗苹果树太远(说起来我吃苹果大概也不够多)。除此之外，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没有60岁人的样子。我处于职业阶梯的底部，在事业上正在重新开始，在感情生活上碰巧也是。生活既不悠闲，也非一眼望到头。
60岁这个新阶段的困难在于我们缺乏适合描述它的词汇。当我告诉人们我对到达60岁这个里程碑感到高兴时，他们大多勇敢地打趣道：“人生从60岁开始！”或者“60只是一个数字！”我不确定哪一句话最令我恼火。人生并非始于60岁；60岁的人已经活了不少日子了，这是明摆着的。而说60可以“只是”一个数字，不仅让身为数学老师的那个我感到恼火，本身也是错误的。
60年是对我活了多久的准确丈量；像每个1959年出生在英国的人一样，我可以认出舞团Pan’s People里谁是芭布丝(Babs)，我记得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电视剧播出第一集时的激动，我在煤矿工人罢工期间在烛光下写过作业，我知道如何在信封上写地址。这些事情对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至关重要。人们之所以会创造那些关于60岁的没用警句，是因为他们害怕60岁，徒劳地试图让它听起来没那么糟糕。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卡米拉•卡文迪什(Camilla Cavendish)刚刚写了一本旨在消除这些恐惧的书。她在《不退休》(Extra Time)一书中指出，长寿并不意味着老年变得格外漫长，而是意味着中年持续的时间比过去长得多。
卡文迪什建议，不要用我们已经活了多少年来丈量我们的年龄，而要想一想我们还剩下多少年可活。这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奇怪的是，这种视角的转换其实有非常大影响。当然，没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到多少岁，但是网上各种各样的预期寿命计算器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英国英杰华集团(Aviva)的人寿保险算法告诉我，我将活到93岁，这意味着我还会再活33年。这看起来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与我27岁到现在的生命长度相当。这段时间足以容纳一段长久的婚姻、4个孩子、一段完整的、多样的新闻业职业生涯和许多份重要的友谊。下一个33年将不会再有孩子，可能会有一段认真的恋情，也可能不会，但的确足以容纳另一段漫长而有趣的职业生涯。英杰华问我可能的退休年龄时，我输入了75岁，但现在我正在重新考虑，因为这样我退休后还要活18年，而18年似乎很长。
一些老人学专家开始把老人分为“初老老人”(Young-Old)和“高龄老人”(Old-Old)。“初老老人”指的是60至75岁，腿脚还灵便、身体还健康、还能有效率地工作的人群，而“高龄老人”对上述任何一项都不再有指望。虽然我不反对被归到“初老老人”的行列，但是这个词没有准确形容我现在的感受。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高龄少年”(Aged Adolescent)：最近我手上出现的黄褐斑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年龄，但这种想要摆脱年龄束缚的叛逆欲上一次出现还是在我14岁的时候。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冒的险并不是特别危险。
如果我把自己和我的那位年轻朋友做对比，就会发现她在事业方面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要向自己和别人证明一切。如果她这辈子还想买上房，她就得尽可能快地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对她而言，职场表现关系重大。如果她在学校犯了错，就会影响到她本人以及上司对她的看法。相比之下，我几乎没什么要证明的。我已经有一件很擅长的事，所以我的自尊心状况还不错。我(或多或少)知道自己是谁。最重要的是，我有养老金，有房子，我的孩子们已经开始独立生活，父母已经超过了“高龄老人”的年龄。我不需要晋升–无论是晋升所提供的认可还是更高的薪酬，我都不需要。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只被工作本身所激励。我非常希望我的学生们喜欢我教的东西，我想学习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仅此而已。我不想成为学校的下一任校长。如果我把某件事搞砸了(我现在仍然经常搞砸)，我只是会想：哎呀，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在这段新的职业生涯中，我的时间管理决策也更加明智了。众所周知，年轻教师会让工作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五年内，他们中有一半的人会永远离开这个职业。但是，因为我想在这一行长久地干下去，所以我不会让自己精疲力竭。上课的时间早得过分，到下午5点半左右，我的大脑开始感觉像一团浆糊的时候，我会放下东西回家。如果我备课只备了一半，那就太糟糕了–不过新闻业的工作经验赋予了我即兴发挥的能力。
所以总的来说，我比我25岁的朋友更适合工作。但是在约会方面呢？当然，在这方面，情况反过来了。毫无疑问，她的外表比我养眼。她的皮肤光滑，头发有光泽、又有弹性。我的皮肤满是60岁的痕迹，而且头发花白。45年前的一次车祸使我走路有点跛，而且越来越严重，我还得了奇怪的关节炎刺痛。我前边提到过，我的牙齿也不太好。不过这些外表上的缺憾都无所谓，我现在对自己的外表比20多岁时更满意。我的身体可能已经衰退，但我的期待下降了更多。我宽容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心想：作为一个60岁的人，你看起来很好。
遗憾的是，交友网站上我的同龄男性似乎对60多岁的人没那么宽容。在就业市场上，年龄歧视是非法的(尽管这种歧视还是不少)，但在交友市场上，年龄歧视却受到鼓励。在许多交友网站上，用户必须说明他们理想伴侣的年龄：60的女性通常说，她们在寻找比自己年长或年轻5至10岁的男性，然而我这个年龄的男性往往寻找45至55岁，甚至更年轻的女性。因此，我大多数60岁的单身女性朋友都在交友网站上把自己的年龄填在52岁至57岁之间。这或许说得通，但如果总体目标是让大家不再害怕这个年龄，那么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是一场小小的灾难。把年龄减掉几岁是应对年龄歧视最糟糕的方法，它不能让任何人对变老感觉良好。
可惜的是，另一个选择也不太好。从一开始，我就诚实地在交友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真实的出生日期，这意味着今天我的个人简介已经更新了，然后我的照片旁边有一个加大加黑的60。这两个数字把我排除出了一半同龄男性的考虑范围。
对我来说这感觉不太好。我刚刚读了流行数学家博比•西格尔(Bobby Seagull)写的一本书，他在书中计算了自己在35岁左右找到真爱的概率。这位数学老师的算法包含了地理位置、学历、年龄和整体挑剔程度等系数。根据该算法，下一个出现在人行道上的人恰好是他的灵魂伴侣的概率为91.3万分之一。如果我根据年龄偏见调整这个方程，那么对我来说，结果大约是三百万分之一。
但我拒绝让这破坏我的积极性。我仍然比我25岁的朋友处境好，因为我不是在找一个和我生孩子、还能和我再共度50年的男人。对我来说，约会成功没那么要紧，就像事业成功没那么要紧一样，整个过程也没有那么痛苦。我的年轻朋友说，一些尴尬的约会需要酒精才能捱过去，这样的约会带给她的不仅是失望，还有宿醉。“初老老人”的约会，通常是喝咖啡聊天或在公园散个步。他们对彼此的期望不高，所以随之而来的失望也不高。
我的年轻朋友和我的筛选方式完全不同。她会仔细检查照片，拒绝任何长相不好看的人。我会认真看他们写的东西，寻找智慧、文化素养和幽默的迹象–这个筛选过程不太可能导致令人沮丧的约会。我唯一会仅依据照片把一个人排除的情况是，他选择展示一张自己穿着莱卡(Lycra)骑自行车的照片(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初老老人”都这么做)。
社交网站告诉我，我总共看了233份同龄男性的个人简介，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许多60岁左右的单身男性都对“初老老人”的身份感到不适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退休了，在大声宣告自己多么热爱环游世界；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伴侣。我排除这些人的原因是他们做了一个糟糕的人生选择：在未来的33年中，没有目标的全球旅行一定会腻。更大一部分人在彷徨，他们处于半工作的状态，做一点这个、做一点那个，似乎不太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两个这样的人约会的时候，我曾大胆建议他们成为老师；好笑的是，我的约会记分卡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1人在我的建议下做了老师；0人成为我的灵魂伴侣。西格尔给读者的建议是，要提高找到真爱的几率，就要敞开心扉接受新体验，并且真正去寻找。我不需要数学家告诉我这些。60岁的最大好处是，从来没有比这个年纪更适合尝试新东西的时候了。不用再对年幼的孩子或年迈的父母负责，这个高龄少年已经准备好迎接生活抛给她的大部分新体验了。(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