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画廊中的《赵氏孤儿》

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畔蜚声世界的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里,有一幅身着中式绣袍的西方美女油画。画的背后,是一个在西方流行了两百多年的中国老故事。这个有爱恨情仇好素材的老故事,在西方享有盛誉,与莎士比亚的名著相提并论,被誉为中国版的《哈姆雷特》。它就是《赵氏孤儿》,讲述了一个权力斗争、政治诬陷、忠心护主、舍生取义、报仇雪恨的传奇故事。伦敦泰特美术馆收藏的这幅油画,是《赵氏孤儿》在西方流行的一个缩影。此画由英国著名画家提利·凯特尔(Tilly Kettle)于1765年展出,距今已经250多年。2012年11月至2013年3月,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SC)还曾上演这一剧目,剧名从西方惯用的《中国孤儿》回归到本来的《赵氏孤儿》。

东方素材
在中国流传几千年的《赵氏孤儿》故事讲述的是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为大将军屠岸贾诬陷,全家300余口被杀。为斩草除根,屠岸贾下令在全国搜捕赵氏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老臣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为此先后有晋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献出生命。20年后,由程婴抚养长大的赵武,尽知冤情,禀明国君,抓住屠岸贾并处以极刑报仇。这个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左传》中便有记载,而更多的细节出现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的一段历史,成为戏剧和文学作品的创作灵感。13世纪元代杂剧鼎盛时代,剧作家纪君祥将这一段历史写成了《赵氏孤儿大报仇》。就这样,这个中国历史中的故事不仅走向了舞台,还在500年后走向了世界。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为法国汉学家艾蒂安·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翻译了《赵氏孤儿大报仇》,使之成为被介绍到西方的第一部中国戏剧作品。

法国版本
1735年,马若瑟翻译的剧本发表在由法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主编的《中国通志》上。而让此故事进入西方文艺主流的,是法国大文豪伏尔泰1753年改编的《中国孤儿–五幕孔子之道》。伏尔泰被尊为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1755年10月,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巴黎剧场上演,连开17场,可谓红极一时。最能表现伏尔泰此剧当年受欢迎程度的,是法国著名画家安尼塞特·雷蒙尼尔(Anicet Charles Gabriel Lemonnier)创作的一幅油画。此画描绘了当年在法国巴黎沙龙中,知识分子们济济一堂阅读伏尔泰《中国孤儿》剧本的盛况。现在此画收藏在巴黎附近的马尔梅松城堡博物馆中。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悲剧所讲述的虽然仍然是救孤的故事,但无论是时代背景、人物和主题都与中国的《赵氏孤儿》相去甚远。他的《中国孤儿》将时代背景换到了宋末元初,主要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已经嫁为人妻的初恋对象–伊达梅。成吉思汗入京后,追索宋朝遗骨以斩草除根。宋朝遗臣张惕以子代之,张惕之妻伊达梅不忍亲子送死,向成吉思汗求情。文学评论人士认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主题不再是复仇和忠义,而是理性和仁爱,洋溢着和解与道德的光彩以及文明必定战胜野蛮的信念,也最好地诠释了伏尔泰对此剧是“五幕孔子之道”的理解。

英国版本
英国1759年推出了由爱尔兰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根据伏尔泰的版本改写的《中国孤儿》。墨菲在剧中删去了成吉思汗与张悌之妻曼丹(即伏尔泰剧中的伊达梅)的爱情故事,着重突出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曼丹在忠义与亲情之间的两难抉择。伦敦泰特美术馆那幅画中的女子,是英国18世纪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叶茨(Mary Ann Yates 1728-1787)。她穿的正是英国版《赵氏孤儿》话剧中的演出服,扮演的是女主角曼丹(Mandane)。这出在伦敦皇家剧院上演的充满东方色彩的悲剧,同样获得了很大成功,也让叶茨成为伦敦当年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剧中人物的服饰,特别是曼丹充满中国情调的打扮,引起观众很大的兴趣,尽管叶茨本人曾为服装的丑怪向观众道歉。

2018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戏剧表演史教授艾琳·麦克吉尔(Elaine McGirr)对墨菲版本的《赵氏孤儿》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一剧本开创了女性悲剧的先河,因为在墨菲的笔下,曼丹一改莎士比亚悲剧中女性总是“弱者”的老套形象。她写到:曼丹“既没有秘密婚约,也没有随便乱爱。她甚至没有不经意间的出轨通奸。她没有沉浸在爱人故去的悲哀中。她被塑造成充满养育之情的忠贞不渝的妻子和母亲,而不是一个让人用情色眼光去看的物品。”“曼丹与伏尔泰的伊达梅不同之处在于,伊达梅仍然是个让成吉思汗恋恋不忘的美人,而曼丹却不是以美女出现,也不是充满情欲、嫉妒或者欲望的物化的女性。”叶茨在舞台上令人信服的表演,应该最好地呈现了剧作家墨菲笔下的曼丹,也让她永远地留在了这幅油画上。

中为洋用
伏尔泰崇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体现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而且体现在他在1756所写的另一巨著《风俗论》(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中。他的这本论述世界史的著作,从中国开始。在他当年看来,中国在很多方面领先世界:更发达的科技、更先进的政府管理、更有科学依据的编年史、更完善的伦理道德和法律…..

伏尔泰从成年至1778年去世,正值清朝乾隆“盛世”,当时中国可谓经济繁荣富强,政治国泰民安。对此,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信心满满: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遥想执掌世界超级强国的清朝,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如此描写了明朝灭亡和中国的改朝换代:”革命对政府的结构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征服者的土地,成为被征服国度的一部分;而成为中国主人的鞑靼满族,虽然占据了这个国家的王座,却只是向这个国家的体制交出了手中的佩剑。”这样的描写,虽然只是伏尔泰理想中的东方强国的理想状态,却是他希望通过《中国孤儿》提倡仁义道德拯救法国心愿的表现。

乾隆皇帝在世的最后10年(1789-1799年),法国经历了为期10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史称“法国大革命”。在这场影响欧洲政治进程的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确立了“自由、民主、博爱”作为革命的核心价值观念。而正是在大革命之前,中国的孔孟之道,曾经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灵感源泉: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和以道德治国的思想强有力地触动欧洲。200多年来,《赵氏孤儿》在西方的流行,是欧洲向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学习思想、伦理、道德和文明的一个最好范例。而那个久远的年代,那个强大中国影响西方的历史,却精致地留在了这些油画中,供后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转载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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