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安全感的超级成功人士

我第一次见到秦智涛(Gerry Grimstone)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时他还是一名银行人士,正在帮助玛格利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推进私有化计划。从那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帮他赢得了爵士称号,并晋升为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标准人寿安本(Standard Life Aberdeen)的董事长。《星期日邮报》(The Mail on Sunday)称他为“资本主义王室成员”。从来没有人指责他缺乏安全感。然而,69岁的他仍然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至晚上11点,并乐于承认他无厘头地担心自己没有尽心尽力。“你永远不觉得自己做得到位,”他在9月24日播出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纪实节目中表示,“总有一点不满的元素,觉得如果自己再努力一点,或许我能攀登下一级。”

另一位缺乏安全感的超级成功人士是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前高级合伙人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他形容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兴奋感“像是毒品”。律所、咨询机构和投资银行格外乐意迎合这种瘾。

对自己不满、焦虑的高绩效者是承接客户业务的完美炮灰。秦智涛对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劳拉•恩普森(Laura Empson)表示,“客户关系的格局非常适合那些对自己的表现不满、准备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工作又非常出色的人。”恩普森教授在她的《领导专业人士》(Leading Professionals)一书中探讨了缺乏安全感的超级成功人士,该书传递了焦虑的管理合伙人和高级顾问们匿名表达的无从解决的担忧。当我去年在专栏中写到她的发现时,那篇文章受到关注,被数百名读者传阅。年轻的专业人士在Facebook上发给了他们在“四大”(Big Four)专业服务集团、咨询机构和律所工作的朋友(“耳熟”,“说的就是你”,“完全认同”等等)。

一个小小的进展迹象是,现在一些资深专业人士愿意站出来描述这种特质及其危险了,尽管多数人是在卸任之后才敞开心扉。还有一个积极的现象是,一些公司为了解决员工过度劳累和精神崩溃(可能源于自我强加的高期望、压力和过度工作)的问题而在制度上作出努力。

话虽如此,无论是对缺乏安全感的超级成功人士的诊断还是治疗,继续有人发表人们熟悉的批评。其中一个批评是,这是终极的第一世界问题。专业服务公司是无用的寄生虫。他们的高级职员薪酬相对较高,有时甚至高得离谱。因此,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好吧,现实点。中介会继续存在。虽然你可以挑剔这类公司是否有用,但他们仍然是大型雇主和招聘方。他们的功能失调将产生异常广泛的冲击。另一些人声称,这是企业生活不可避免的现实,受到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和客户需求推动。莫利称,有时周五晚的业务电话竟然把周日列为完成任务的截止期限:“你的周末会被毁掉……你对此没有太多发言权,就是这样无情。”另一位缺乏安全感的超级成功人士、会计公司德豪国际(BDO International)的前负责人杰里米•纽曼(Jeremy Newman)称:“我们不知道如何在不失去(我们的)业务的情况下避免这么做。”

第三种回应是坚称某些人应该退出、被淘汰、或者压根不该被聘用。但是如何识别这些弱者呢?证据表明,年轻员工可以承受几年压力,但很多人最终不得不求助于极端方法(包括服用药物)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即使假设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剔除“弱者”会限制思维的多样性,而这是企业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无论如何,如果你试图警告那些缺乏安全感的超级成功人士这份工作压力有多大,希望借此阻止他们,他们只会把它当成一项新的挑战。这也意味着,放弃被视为失败–于是这个陷阱进一步收紧。

恩普森教授并不认为这种恶性循环是不可打破的。她告诉我:“这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对这一问题的意识不断增强、代际变化、甚至是利用人工智能来处理苦差事,都有望加快改革。客户也有一个角色可以扮演。如今有些客户在聘用顾问之前,会坚持要知道他们如何对待初级职员。恩普森教授建议那些超级成功人士要认识到触发自己不安全感的原因,按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组织的衡量标准)来定义成功,信任自己辉煌业绩的证据,并且享受卓越带来的兴奋感。正如资深超级成功人士的坦言所暗示的那样,时刻准备领导大型组织的有安全感的“阿尔法”人士是不存在的。因此,为了大家的利益,体系最好承认、适应并包容未来领导者的不安全感。(转载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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