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他位于鹿特丹的建筑事务所OMA为普拉达基金会(Prada Foundation)设计的艺术展览空间–一座新的塔楼散发着柔和的光泽，就像一只变色龙。从东面看，一幢细长、未加修饰的乳白色混凝土大楼耸立着，九层楼高，开出几处阳台–它成了一个路标，就像传统村庄里的钟塔，从一片低矮破旧的房屋当中拔地而起再到北面，建筑立面在此汇入米兰的天际线，墙面变成玻璃为主，悬挑在街道之上，不同楼层的楼面在平行四边形和不规则四边形之间变换，把楼体分割出曲折错落，整座建筑落在一个三角形地块上。南面令竖立的建筑结构一目了然。一条硕大的梁里藏有数根粗大的钢缆，牵制了那些悬挑、沉重的混凝土楼板产生的推力。这道梁像一把插入石头的剑，从楼顶倾斜向下，穿过紧挨着的一座老仓库的红瓦顶，锚入地面。
在亚瑟王的传奇里，是魔法师梅林(Merlin)把剑放进了石头。我想这里的梅林必然是库哈斯。那么湖夫人(Lady of the Lake)就是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了。OMA用了十年时间为普拉达基金会设计该艺术中心，这座塔楼是艺术中心的收官之作。普拉达基金会是全球性时尚集团普拉达的分支机构，专事当代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委约创作新的艺术作品，举办展览，组织电影节和其他活动。这个机构也负责监管普拉达女士和丈夫帕特里齐奥·贝尔泰利(Patrizio Bertelli)庞大的艺术收藏。多年以来，基金会都在偏远地点运营。
2008年，库哈斯与合伙人克里斯多夫·范·丹(Christopher van Duijn)受邀把普拉达拥有的一座20世纪初的酒厂重新设计为基金会的永久总部。围墙内，毗邻一条荒草丛生的铁道，画面感十足的酒厂包括几处残破的马房、装瓶车间、马车库、办公室和仓库。建筑师拆除了一些老建筑，另一些做了翻新。他们也盖了新建筑。塔楼是整个设计的最后一块拼图。
2015年还没有塔楼的时候，艺术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那时已经有了12万平方英尺的新建或改建的展览空间；一座新影院；一座新建的密斯风格的两层展厅，有着开阔的展示空间，名叫“讲台”(Podium)，“讲台”通体覆以哑光的轻质泡沫铝板，这是汽车与医疗产业常用的一种材料，也用于吸收爆破冲击波，看上去有点像粗糙的石材。甚至还有一间1950年代意大利风格的咖啡馆，直接出自韦斯·安德森(Wes Anderson)的一部电影。因为它是韦斯·安德森的设计。
库哈斯和普拉达女士都很多变，他们的结盟也就自然而然。她是著名的由共产党员转型的高端时尚业大亨，她的帝国始自用一种工业尼龙材料做衬里的手袋和背包。他是全球城市的预言家，在别人都跳进都市化大潮之后宣告乡间才是他真正的热情所在。她设计的服装似乎总是取决于什么能激发她的创造欲望，而无关男人的渴望。而他曾受邀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的扩建做提案，面对评委会大不敬地提议树一块“现代艺术博物馆有限公司”(MoMA Inc.)的广告牌。两个人都是逆反者和背地里的乐观主义者。他们俩还有共同的幽默感。一度有谣传说普拉达要支持这位荷兰建筑师在意大利国会争取一个席位。
普拉达基金会成了两个人爱的结晶。它不像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在巴黎布洛涅森林边上为路易·威登基金会(Louis Vuitton Foundation)设计的令人瞠目的艺术中心，那些鼓鼓的玻璃风帆让人想起丝绸的翻涌，想起毕尔巴鄂。相比之下，普拉达基金会的艺术园看破了红尘，不事张扬地奢华，尤其是有了新的塔楼后，像一座断片拼接的迷你城市，充满了心机与秘密。城市珍藏历史又激荡于变革。它们永无定论。这一直是库哈斯的真言。它反映在这处即非保护项目又不是拆除重建的营造上。它的手法是利用手头的现成材料进行创作。繁即是多。新旧结合更佳。
城市是剧场，城市也会变身。我隐约想起了罗马郊区老旧的电影城(Cinecittà studios)，费里尼曾在那里工作，韦斯·安德森也在那拍过电影。老酒厂里的一间马房现在就像古代大师美术馆里的书房。一间小小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式的门通向60英尺高、200英尺长的巨大仓库。绰号“鬼屋”的建筑外表贴以金箔，像一幅文艺复兴早期的木板油画。(“这是一种很便宜的外墙材料，”库哈斯曾坚持说，“比大理石甚至涂料还便宜。”)
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Michelangelo Pistoletto)曾说，“黄金与破布并没有什么不同。”皮斯特莱托因在1960年代开创了“贫穷艺术”(Arte Povera)而闻名，这是后极简主义的意大利变体。2001年，库哈斯设计的位于曼哈顿下城的普拉达门店开业之后，评论家赫伯特·穆尚浦(Herbert Muschamp)提出普拉达的哲学源自贫穷艺术。穆尚浦回顾了“破床单和沾染油污的绳索”在“荒无人烟的偏僻场所”展出，是怎样构成了贫穷艺术。不知为什么，他加了一句：“你总是要搭乘私人飞机才能抵达。”某种程度上，这个描述是贴切的，门店设计高调使用了刨花板、橙色的工地围栏等廉价材料，店面也位于市中心以南略微偏僻的地段。
游荡在这里的上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鬼魂还不只是贫穷艺术–艺术中心有间花哨的咖啡馆，里边是贴面家具和木纹墙板；新塔楼里的餐厅，家具是从纽约四季饭店歇业前的拍卖上买来的；电影院里的座椅来自几家1970年代的米兰影院；还有阳光灿烂时广场上的阴影，让人想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的画。同时这里又使用了非常现代的定制透明聚碳酸酯板，铝合金扶手打磨得像法拉利汽车一样精细。还有橡木铺路板和漆成嫩绿色的监狱金属栅栏改作他用，成了存衣处的屏风和厕所里的隔间。有些访客抱怨说内部布局不告诉你该往哪里走。你得自己去试探。就像在一座城市里。我认为这是个优点。不过整个项目一直在等最重要的这座高200英尺高、面积2.2万平方英尺的塔楼，直到现在。建设工期拖延了三年。这也给改进设计留出了时间。
塔楼里上下六层楼的展厅专门用来陈列普拉达的私人艺术收藏。进入展厅要通过一个小型的开放式前厅，像迪斯科舞厅的反光球，有许多闪烁的屏幕，天花板上有令人晕眩的开口，透过它能看到建筑核心筒里交错的楼梯。沿楼梯向上一层，镶镜面的洗手间、工业水槽和拼花地板让你想起皮埃尔·夏洛(Pierre Chareau)和Superstudio(注：1960年代的意大利激进建筑小组)。楼上每一层就是一个展厅，每个展厅都截然不同，每个都比上一个更高，布局也随着楼面形状而变化；最低层的展厅挑高9英尺，最上层的是26英尺。
从空间比例来说，中间层的展厅感觉最舒服。但整座楼是一个整体表述。就像OMA的项目经理费德里克·庞皮尼奥里(Federico Pompignoli)说过的，塔楼是“尝试在一个白方块上抗拒它自身的无趣”。对于塔楼，他功不可没。他监督了它每一寸的建造与外观。电梯轿厢内铺以有背光的玫瑰色及绿色缟玛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圣物盒。我听说来自米兰城外一家小铺子的铁匠手工打造了餐厅里精致的吧台、滑动门和露台上定制花纹的阳极氧化铝板，它们看上去就像昂贵的乐高积木。
我不停用双手抚摸塔楼的混凝土墙面。混凝土注入卡拉拉(Carrara)产的大理石模板，由戴着白手套的建筑工人浇筑，摸上去像丝一样滑。在巨大的长方形和楔形展厅，窗外风景在城市全景与院内的狭窄视野间交替，展厅极好地容纳了揭幕展《阿特拉斯》(Atlas)中的大尺寸作品。展览展出了杰夫·昆斯(Jeff Koons)、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迈克尔·海泽(Michael Heizer)等艺术家的作品。你去的话一定要到餐厅看看。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和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的一些作品在那里永久陈列。
从《阿特拉斯》展出来，我又去了凉亭和马房里关于法西斯艺术的借展，在电影院看了几段老的新闻短片，里面有欢呼的人群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然后我溜达进韦斯·安德森的咖啡馆，点了三明治，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明治。私立美术馆大多是浮华的项目。很少创造社交空间。在这点上普拉达基金会艺术中心是成功的，这样说可能是对库哈斯和OMA的最大肯定。广场很有诗意。展厅实用而形态多样。普拉达女士应该很高兴，或许也有一点担心。这些空间现在要靠基金会为将来的几代人策划内容了。从建筑上讲，有很多不可辜负之处。(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