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的商界女性Faye Lu选择在30岁生日后的中国农历新年向家人说出自己的心声。在中国一年当中最盛大的社交聚会上，她为父母以及20位亲戚准备了一顿年夜饭，超过10个菜，包括烤乳猪、排骨和酸菜等。她知道，这顿家宴将让她有机会提一个祝酒词。“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她告诉席上的家人，“我有机会出国游历，了解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他们对于婚姻有着不同的态度。我可以看到，尽管他们与我们不同，但他们仍然很快乐……”她在含蓄地谈这个问题：30岁未婚的她，在父母和父母一辈的人眼中是“剩女”。在演讲的最后，她变相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很感谢你们不探问我父母我什么时候结婚。”
当她跟朋友们透露她计划在年夜饭上说的话时，她的朋友们极力说服她不要这么做。她希望做的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让她的家人相信，30岁的她单身也可以很快乐。Lu以前谈论她对未来的想法时，她的父母说，她在国外留学时“中了外国人的毒”。但她已决意为自己创造一种不同的生活。
在中国各地，像她这样的千禧一代都在用各种细微的举动进行反叛。中国的年轻人承担着来自社会的压力，要在30岁前，按照顺序，先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后购买一套住房、最后结婚。但经济结构调整、房价飙升以及高校学生数量日益增加，让千禧一代比他们的父母更难实现这些目标。同时，千禧一代对“美好生活”有着不同于他们父母的定义。这一代人希望从中国获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在追求这种东西的过程中，他们也在改变中国。一场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在北京中央商务区(CBD)一家店，服务生供应“买不起房冻柠茶”等饮料。同一连锁品牌的另一家店售卖“前女友嫁了富二代果汁”。这就是“丧茶”（“丧”的意思是沮丧和颓废），该品牌去年在上海成立，一开始只是为讽刺“喜茶”而策划的一家快闪店，但这种黑色幽默和一本正经开玩笑的态度引起了千禧一代的共鸣，促使加盟店在全国各地开设起来。丧茶网站上有一句口号：“每天一杯负能量”。这是一语双关，呼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规劝年轻人支持国家发展的“正能量”。“丧茶”的成功来源于丧文化的壮大：千禧一代的自我解嘲、半反语的自认放弃，体现为在网上迅速传播的“丧”图片、视频和虚构故事。28岁的作家赵曾良因为她在网上的冷幽默形象而成为丧文化的代表。她谈到这种现象时说：“丧文化就是一种可以获得喘息的空间，大家一起坦率地承认‘我就是不行的’。”
尽管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时代，但大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千禧一代不仅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空前竞争，还发现自己更难购买中国人往往认为最基本的资产：住房。对于年轻男性而言，拥有住房被视为结婚的前提条件；据说，住在出租房内生孩子是不吉利的。根据汇丰银行(HSBC)的研究，大约70%的中国千禧一代拥有住房，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5%。但房价涨幅远远超出了多数人的薪资涨幅。根据数据机构万得(Wind)的数据，过去8年，中国主要城市的每平米房价几乎翻了一番。
在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上一代人看来，成为大型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的一员意味着，体制可以给你终身保障，提供基本医疗、养老金甚至住房。此类工作被称为“铁饭碗”，Faye Lu的父母就是抱着铁饭碗的工厂职工。如今，那些不够幸运、家里在专业类职位集中的中国大城市没有住房的学生，一毕业就将开始支付世界最难以负担的房租。易居房地产研究院(E-house China R&D Institute)去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北京，租户平均58%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深圳的这个比例为54%；上海为48%。相比之下，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估计，截至2016年，伦敦的平均租金收入比为49%。中国的千禧一代正开始经历西方同龄人的那种经济不稳定。
伴随私营部门的成长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积累实习(通常报酬很少)和海外经历以及其他为简历添彩的活动经历的压力也在增大。2017年，几乎一半的新增劳动力都是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800万，10年前大约为400万。招聘网站智联招聘(Zhaopin)的数据显示，在这种竞争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2017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下降了16%，至4014元人民币，延续了上一年的下滑趋势。
尽管作为一家大型中国企业国际发展部门主管的Faye Lu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但她渴望做点更有创意的事情：成为一名纪录片制作人。有此类想法的并不止她一人：初创公司想象科技(Wonder Technology)对120万人的调查显示，如果可以选择，超过82%的中国“90后”会选择一份与现在所从事的不同的工作。想象科技利用基于语音的心理评估帮助千禧一代交友和寻找理想的职业。想象科技的吴岱妮(Wendy Wu)表示：“大多数中国学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会选择他们分数能够考入的最享有盛名的专业。那个分数与他们的价值观没有多大关系。”她接着说：“他们大都基于自己的大学专业选择职业，而他们的专业是基于他们的高考成绩选择的。我把他们称为‘迷失的千禧一代’。”
不出所料的是，“丧文化”引发了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The People’s Daily)旗下人民网的担忧，人民网一篇评论文章将其称为“精神鸦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篇评论用捶胸顿足式的革命语言写就，而这种语言在千禧一代听起来已经过时。“今天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根本上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数十年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人民网文章写道，“笑起来，站起来，勇敢起来，拒绝喝‘丧茶’。”
人民网的那篇评论文章可能让“丧茶”现象在网上变得更流行了，而非相反。2010年代初微博(Weibo)的兴起培养了一代习惯于网络上的夸张举止的网民。“千禧一代”主导着这种在一个拥有7.53亿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国家流行起来的“玩世不恭”的社交媒体话语。虽然受到政府的压制，但他们享受着互联网自由，这种自由使他们得以接触父母一辈在控制更严格的电视广播宣传时代从未抱有过的想法。
但希望在私人生活或者社会生活(尤其是网络生活)中享受自由的千禧一代开始发现，政治常常会侵扰个人生活。过去两年，喜欢人们叫他“习大大”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严控千禧一代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网络世界–中的活动，微博账号被删除，流媒体平台被打击，对中国迅速发展的“自媒体”上的文章和视频的审查也加强了。“‘90后’一代精通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网络动员。尽管有审查，他们知道如何通过制造和传播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和口号来‘吸引眼球’，”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亚洲政治助理教授Diana Fu说。(尽管在西方，“千禧一代”通常是指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之间出生的人；在中国，人们倾向于进一步细分，他们说“90后”的时候就好像西方人在说“千禧一代”。)然而，就如Diana Fu提醒的那样，在网络上获取点击–这种行为有时会被嘲讽为“懒汉行动主义”–与促使人们坚决投身一项事业是不同的。
尽管中国网民中有倡导普世权利、平等和民主的群体，被称为“小粉红”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群体也在日益壮大。中共在尝试更好地利用网络，雇佣来自私营部门的设计师和电影公司来制作更容易让千禧一代接受的宣传材料。“年轻一代人中有了更多的民族主义者，原因有中共教育的影响，也有他们面临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政治评论人士乔木说。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的一项研究表明，作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喷子大军的成员，热衷于发表看法的民族主义者比其他的网络群体更有可能对自身经济状况不满意。
中小城镇的劳动阶层千禧一代，以及农村地区的千禧一代，在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享有的自由更少。比如，在郑州的富士康(Foxconn)工厂见习，组装iPhone的那些17岁职校学生接受了他们的老师指派下来的任何工作。他们被中国死板的教育体制塑造为社会成员，学会接受权威人物对他们个人生活的支配，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年轻人也接受政府对他们私人领域的专制插足。
来自湖南省一个小城的高中没有念完就去了北京。“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我在北京，于是我就去了，”她说。在父母的要求下，Terri Yang进入了一所职业学院，学习按摩和针灸。去年，她病了一段时间，在病休期间，她反思自己是怎么干上她所说的这份“令人厌烦”的工作的。作为一名医院实习人员，她的工作是处理患者投诉，每个月工资的80%得用来交房租。“中国的父母很保守：他们希望你遵照他们为你制定的计划。我的父母认为我没有理想，”她说。但在她病休期间，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她有很多的理想–只是这些理想不符合她父母的期望。
Terri Yang正在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她想在家乡开一家咖啡店，并给这家店起一个酷儿主题的店名。她说，现在她的家乡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出柜”的女同性恋者。“在我13岁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场景设置在英国的电视节目，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开咖啡店，如何设计和规划一切的，”她说。尽管Terri Yang不会说英语，这些画面在她记忆里保存了10多年。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现在Terri Yang正在北京的韩国连锁咖啡店咖啡陪你(Caffe Bene)工作并接受培训。在这之前，她甚至都没有喝过咖啡–咖啡只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流行。她的父母接受她开咖啡厅的计划，因为这既符合他们希望她有一份稳定职业的期望，又符合中国父母普遍存在的另一个愿望–让孩子回到家乡。
和Terri一样，25岁的舞台布景设计师Baoyi Liang也发现，她童年时的梦想与父母的想法相冲突。她回忆起她8岁时告诉父母自己想成为艺术家时的情景。“你最后会沦落到在街头给人画人像的，”他们警告她称。最终他们同意供她在伦敦生活和学习6年，她得以从中央圣马汀艺术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毕业。毕业后，她在伦敦北部的伊斯灵顿(Islington)当服务员，业余时间做一些设计项目。“听起来很傻，但我那时才第一次意识到做服务员并不丢人，”她坐在北京一家寿司餐厅说道，当时穿着统一制服的女服务员就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如果我在中国当服务员，别人会觉得我的工作‘不体面’–白念那么多书了。但在伊斯灵顿的那间咖啡店里，我的同事们真的都很开心。他们都上夜班，业余时间当演员或编剧。”
千禧一代热捧的小说家、35岁的韩寒证明了好工作的概念越来越宽。近日他在微博上写道，“成功的定义绝不只是套现几亿十几亿。身价千亿的首富，面对一个园丁，一个美编，一个程序员，都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关系，时代里不同人就是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命运，也各有不同的幸福。”韩寒此番评论是反驳一篇他认为在“贩卖焦虑”的文章。这篇题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文章是关于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千禧一代成员、共享单车科技初创公司摩拜单车(Mobike) 36岁的创始人胡玮炜。该文章把胡玮炜的事业与没那么成功的同龄人所谓“平庸”的生活进行对比。“说好了青春一路同行，”该文作者写道，想象了两个同班同学之间的对话，“你却买了车。”
29岁的学生李麦子，或许是中国最有名的千禧一代叛逆者之一，她是所谓“女权五姐妹”中的一员。该团体中的五人曾因计划抗议地铁性骚扰而被拘留了一个月。由于她被拘留，原本可以是一个不涉及政府的问题成了一起国际丑闻。但在两年前的中国春节期间，她在北京的地铁系统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李麦子是“反逼婚联盟”的成员之一，该组织利用社交媒体为反对在春节家庭聚会上催孩子结婚的广告发起众筹。该广告在北京繁忙的东直门地铁站挂了1个月，约有4万人参与了此项众筹。海报上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世界那么大，人生有很多种，单身也可以很幸福。”
Faye Lu的父母还没有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仍然在试着给她安排相亲–最近的一个相亲对象在北京首都机场(Beijing Capital Airport)工作，他们基于“机场永远不会倒闭”的标准认为此人条件很理想。但在除夕家宴上，至少她的一个叔叔理解她的要求。他说：“别担心，我很清楚你的意思，我不会问你爸妈你什么时候结婚。”他还说：“如果其他人不明白你的意思，他们可以来跟我谈谈。”(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