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我3岁的女儿每周会学一个小时的外语。她走进本地一所学校，沿着走廊轻声走进一间小教室，然后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和几个三、四岁的孩子一起伴着“La Vaca Lola”——一首关于一头西班牙奶牛的歌曲–跳舞，戴着手指玩偶说“Me gusta, no me gusta”(西班牙语：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 喊出哪些动物“Grande”(西班牙语：体型大)，那些动物“Pequeño” (西班牙语：体型小)。她很少跟我们讲都学了什么。事实上，头几周她什么都没说。我开始怀疑这可能是个巨大的错误(算下来，每节课要交9英镑学费)。不过后来当我在YouTube上给她放“La Vaca Lola”，她会兴奋地大喊“Vaca”–我希望她说的是西班牙语。
让她上外语课这件事就跟大多数事一样，先是逐渐起了念头，然后仓皇之间一下子就做了决定。我平常负责阅读和编辑新闻报道，内容涉及中国经济、不断锈化的美国腹地，以及英国拖泥带水的脱欧谈判。很早以前我就觉得学一门外语对她有好处，但我没有制定过完整的计划，比方说什么时候开始学。然后我读到了一本同事写的书–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撤退》(The Retreat of Western Liberalism)–这本书将我对经济、政治和极右翼势力崛起的所有潜在思想和焦虑，通通化为一次惊慌失措的午夜惊魂。我满身大汗地惊醒，前景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我女儿还想有未来可言，她必须学一门外语。而理想的学习时间是，马上。
我考虑过让她学中文，这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提出的未来我国十大重要外语之一，其他还有阿拉伯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俄文、荷兰文和日文。但我家附近没有中文幼儿培训班。不过有西班牙语班，这可是排在榜单首位的外语。当我女儿在一位拉美裔幼教工作者的帮助下，开始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唱“小小蜘蛛”(Incy Wincy Spider)时，我们下了决定。我告诉自己她成长在一个多元文化世界，英国有五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家里能接触到一门外语，而伦敦地区至少有一个自治市的这个比例超出75%。她需要为未来做好准备。不过，当我说起孩子上外语课这件事，有些人会露出怪怪的表情，我自己也怀疑她现在就开始正式学外语会不会太小。但研究成果给了我支持：儿童越早学习外语越好。
言语及听觉学教授帕特里夏•库尔(Patricia Kuhl)在她的TED演讲“婴儿的语言天赋”中说过：“我喜欢把世界各地的宝宝们称为世界公民。他们可以辨别所有语言的所有发音。我们成年人可以辨别我们母语的发音，但辨别不了外语的发音。于是问题来了：那些世界公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像我们这样受制于语言的听众呢？答案是：从他们周岁之前。”我女儿开始学外语的年龄确实很小，不过我自己也是。我们家说的是英语，但我从4岁起就在学校学习爱尔兰语了。除了爱尔兰语之外，我后来还学了法语，还有德语，这要感谢一位来自科布伦茨某修道院的修女。这些外语课充盈了我本就活跃的想象力。作为一个从小看着《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侠探西蒙》(The Saint)等电视剧长大的少女，我怀有一个幻想：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语言可以助我脱离危险。我幻想自己是女版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从一节车厢走进下一节车厢，轻松自如地切换各种语言，与边防警卫对谈如流。“Passport, bitte.”(德语：请出示护照。)“Ja, gerne.”(德语：好的，请看。)
现实就没那么刺激了。一家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设有办公室的德国汽车零件公司资助了我们一次为期三周的德国奖学金之旅，我们为此展开了竞赛。我没有得到奖学金，但获得了一个临时攒的二等奖：在德国一家修道院为朝圣者提供食物。这次经历成了我日后数次试图掌握一门外语的预示，我和另外四个爱尔兰人住在一间公寓里，蛋糕吃了不少，德语一句没说。当时让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德国人的英语说得真好，不然我都怀疑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对爱尔兰语有着深沉的爱，但恐怕永远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更别提我们学不完的那些爱尔兰谚语了。周游世界的女英雄们是不会靠爱尔兰语帮她们脱离困境的。
我曾嘲笑过一个法国人，他曾在三一学院(Trinity)学习爱尔兰语，常穿着件阿兰毛衣，出于某种原因选择来中学向我们教授我们的母语。每个名副其实的法国人当然都会留在巴黎，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格罗根路的Presentation修道院。他的爱尔兰语发音令人无语，但依然勇敢地直面我们的嘲讽。我看着女儿可爱地练习着“Hola”(西班牙语：你好)，不由得想起了他。我想，一个人得多自信才能在现实世界说那些话，甚至当母语人士面无表情地看着你时还在继续说。
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这么不愿意学外语的原因吧。虽然我所在的伦敦市西南角可能是多语言环境，许多人也的确会在家讲第二门语言，但事实证明学习外语的人越来越少了。2013年只有不到1万人参加了A-Level法语考试，不到1996年参加考试人数的一半，这一下降部分反映了一件事，从2004年开始，外语不再是14岁以上学生的必修课。南北方的对比甚至更为明显。2016年夏天，内伦敦65%的小学生参加了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外语考试，而英国东北部只有43%。而且与欧盟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一项外语能力调查中，英国排名最后，只有9%的小学生达到了一门外语“独立使用者”(Independent user)水平，即能够处理简单的、熟悉的事务。排名最高的是瑞典，比例为82%。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学校顾问维奇•高夫(Vicky Gough)说：“人们觉得，‘既然每个人都会说英语，我干嘛还费那个劲学别的语言呢？’可是全球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说英语，五分之四的人是不说的。我们还是需要有能力去沟通。”她表示，随着英国开始重新协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学习外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脱欧公投可能加剧了外语教学问题。她说：“这次全民公投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我们收到报告，有中学生说‘我们再也不用学这个了’。英国约有35%的外语教师来自欧盟……他们的处境还未定。如果这些教师离开了，外语教学就彻底垮了。”
高夫告诉我，德语学习的下滑尤为明显，这门语言被看做是精英和学术语言。我当年上的学校里，绝大多数学生至少都学过些德语，所以这个消息令我深感沮丧。她向我提到了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语言学教授约瑟夫•洛•比安科(Joseph Lo Bianco)的一句话，“全球的语言分布有两大缺点：一部分人不懂英语，还有一部分人只懂英语。”高夫补充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如果你是个只懂一种语言的英国人，那么你就像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人一样处于劣势，你只能接触到一种世界观。”
我对单语及其影响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每周一小时学习是不够的。我买了一张西班牙语童谣CD。我女儿很喜欢这些童谣，而她弟弟每逢听到“Sol Español”会用他的粥碗敲桌子。如果我真的希望她学习这门语言，那么我自己也该去学，并将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在我读过资料知道了婴儿大脑有无尽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之后，我自己的脑子就像灌了水泥。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我深知要掌握另一门语言，还要做到流利使用有多么困难。我记得有段时间我讲爱尔兰语特别棒，就像是个住在“Gaeltacht”–爱尔兰境内讲爱尔兰语区–的人。几年前在西非我达到了“法语巅峰”。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你终于找到了最喜欢的电台的正确调频。现在我的爱尔兰语还能凑合着说，而法语已经像流下山的水那样离我远去。如果要去找工作，我恐怕很难定位自己的语言流利程度。能看懂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头条算是优秀呢，还是只能算基础？
随着女儿开始上西班牙语课，我无意识地捡起了她出生时收到的一件礼物-一本爱尔兰语故事书。“Póg mar seo”(爱尔兰语：像这样亲吻)，她喊道，完全不知道何意，但喜欢它的节奏和重复。我没有认真教过她爱尔兰语，但很感动这些词对她是有意义的。我不知道这寥寥几句爱尔兰语是否能给她带来一些她的大都会家乡不会给予她的东西，就像那个法国人一样；也不知道多年后她是否只能记得几句西班牙短语，以及学习这些短语的模糊回忆。
就算这些课什么也没教会她，我安慰自己她的生活也比只接触英语要丰富了一些。毕竟直至现在，我仍记得我的爱尔兰谚语。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Mar dhea”(爱尔兰语：怀疑的哼声)、“ plámás”(爱尔兰语：特别谄媚或是为谋私利的奉承)这些短语。英语就没这样的词汇能这么流利地从我嘴里说出来。每当夜里我要坐上回家的火车，站在滑铁卢站，那些词句就像透过拱门的光柱一样渗入我的脑海：“dá fhada an lá tagann on tráthnóna。”(爱尔兰语，“再长的一天，也会有夜幕降临。”)(转载自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