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真相依然重要

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关于治理社会的政治经验的价值;企业管理者担任政府管理者的合理性;共和党维护富人、民主党捍卫穷人的一贯形象中–没有哪个问题比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更令人迷惑:真相还重要吗?

这个问题最近再次浮现出来。总统之前曾承认在《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的录音中的确是他,但近日有报道称,他表示自己并没有就该录音发表过评论。他还重新开始质疑贝拉克·奥巴马是否出生于美国–尽管他去年已经表示接受这个事实。特朗普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税收法案会伤害富人,包括他自己,尽管对该法案的几乎所有分析都得出了相反结论。

从事新闻业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从初出茅庐的家乡新闻记者,到全国政治记者,再到一家城市日报社的执行主编,指引我的是新闻记者眼中的北极星:坚信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冷静的艰苦工作和热情的善意来查明和传播,这种努力的成果如果得到详实记录,将被接受为事实。

特朗普颠覆了这个被接受的事实,散布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怀疑,宣扬主流媒体传播“假新闻”的观念。他采用了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曾被列宁及其苏联继任者采纳的一种阴险而煽动性的说法,宣称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是“人民的敌人”。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的雄辩才能更多的是舞台表演才能,而非治国才能,旨在驳斥负面报道–好像媒体从来没有批评过之前的那些总统似的,而实际上,媒体是秉持机会均等主义的拳击手,曾经让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事件中)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头疼不已。

尽管如此,可以说特朗普无意中促使媒体进行了几十年来最深刻的自我评估,而此时,主流媒体正经受着最不寻常的财务危机。周遭全是令人伤心沮丧的消息:人们认为新闻的可信度在不断下降;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更多–的人认为,我们的工作毫无意义、存在偏见或与事实不符。在新闻编辑室以及美国各地的报刊亭,人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而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新闻媒体的方法和动机,迫使新闻传播者和消费者去质疑一些长期认定的假设。

今年早些时候,共和党众议员蒂姆·墨菲(Tim Murphy)在高档会所迪凯纳俱乐部(Duquesne Club)的一场闭门筹款会上表示,我们的报纸《消息邮报》(Post-Gazette)专门报道“假新闻”。墨菲的选区包括匹兹堡的南部郊区。在筹款会进行过程中,我的一名消息人士致电告诉我这个消息,筹款会结束后,我给深感意外的墨菲致电,要求他道歉,他不情愿地答应了。八个月后,我们的报纸报道称,这位强烈反对堕胎的国会议员曾努力说服他的情妇去做堕胎手术。他后来迫于压力辞职了。

这已经成了常态。匹兹堡最著名的公共关系官员对我们说,有一则关于他所属机构活动的报道–一则毫无恶意、完全准确的报道–是又一个假新闻案例。我们负责报道警察事务的记者不断地收到指责她制造假新闻的邮件。读者给我们的科技撰稿人致电,指责她制造假新闻。一直以来,我经常在社区里发表演讲,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消息邮报》是否是假新闻提供者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且几乎总是第一个提出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在我担任执行主编的15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故意发表过一个不真实的故事,连一个做假的段落、句子或音节都没有。此类问题并非从未出现过。比如,你可以根据既有的事实认为,美国国会在1947至1949年间通过的906个法案表明,那个时期的国会是富有成效的,包括《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武装部队的重大重组,以及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创立。但你也可以根据同样的事实,或者选择一些事实、忽略其他事实,做出相反的论述,正如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所做的那样:他在政治演讲中,振振有词地提到“无所作为的第80届国会”。

在水门事件期间,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指责媒体是“喋喋不休的否定主义巨头”,当时媒体正在一点一点地揭露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谎言。今年,总统的顾问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提出了“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的说法。她的话很快成了导火索,因为几乎没人真地认为,那些可以证明的事实存在相反的可能性。太阳距离地球9,300万英里;地球大气层的氮含量是78%;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人数比奥巴马的少–这些都不存在另类事实。

虽然政治人物经常说大话,但真相是存在的–这一点无可争议。更大的问题依然是:人们还在乎真相吗?他们应该在乎,也需要在乎。人类的故事充满真相被诋毁或掩盖的时刻:关于1898年“缅因号”战舰(Maine)如何沉没的有争议报道;纳粹在德国掌权后不久,围绕1933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被焚事件捏造出来的阴谋,该事件导致德国粗暴地取消了公民自由;关于1960年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驾驶的U-2侦察机没有在苏联上空从事间谍活动的错误论点;关于1964年北部湾事件的误导性陈述,它导致美国进一步深陷越南;关于70年代水门丑闻的层层迷雾;1998年比尔·克林顿对与莫妮卡·莱温斯基关系的否认;以及2003年关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观念。

在我们的新闻编辑室以及其他地方,总统的嘲讽引发了一场不愉快、不受欢迎但早应该进行的反思。但它也促使我们所有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谦卑、更谨慎,更专注于我们的技艺的基本要素:整理事实,写出故事,不介意批评,无论是来自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并通过我们的工作表明:真相依然重要。(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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