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2016 年总统大选过后几天，在秘鲁出席亚太经合会(APEC)的奥巴马当面警告Facebook CEO扎克伯格， Facebook上的假新闻可能影响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扎克伯格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但是本月初，Facebook承认自己“被用来分化”：在2015年6月至2017年5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大约有3,000多个广告与将近500个相关的虚拟帐户有关联。这3,000多则广告覆盖1,000万名选民。在这些广告中，虽然没有提及两位竞选者的名字，但是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广告是针对地理位置的，而且大多数都涉及到争议性话题，比如同性恋人权、移民、持枪权等等。CNN不愿透露姓名的多名消息人士披露，广告的投放地域很大部分是针对密歇根和威斯康星这两个州的选民。这两个州正好是特朗普以小于1%的微弱优势战胜希拉里•克林顿的关键州。
严格地说，这些广告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告，也算不上是人人喊打的假消息，但是目前来看，这些广告的确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令人吃惊的是，这项干预美国命运的行动，仅仅用了区区10万美元就成功实现，而大选这一年Facebook从政治竞选活动中获得的销售额高达4亿美元。这样悬殊的数字与这样致命的后果浮出水面之后，一时间是对社交媒体的监管变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崛起的十年，博弈的十年
中国当然没有政治广告，但是中国却有着同样的烦恼：对社交媒体的监管一直在探索之中，并且从来没有放松过，比如针对社交媒体上的诽谤信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明确，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微信因为绑定手机号码，而手机是实名制的，所以微信从一开始就是实名制。10月8日开始施行的《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与《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不仅对微信群主责任做出界定，而且对群组成员人数和个人建群数量、参加群数均设立了上限。与政府对共享经济的鼓励态度迥然不同，这些层层加码的监管手段，显示了管理层对社交媒体传播力的深刻担忧。
社交媒体的监管说到底是内容管理，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和运营商是一致的。因此，任何对运营商的约束都应该从强化内容管理的立场出发，违背这个立场的监管行为，都是本末倒置，都是杀鸡取卵。既然社交媒体的监管是内容管理，监管的重心就应该放到发布者身上，从内容的源头开始治理，治理的思路是法治和运营商自律，治理的手段是账号和内容。世界各国概莫如此。
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大多是：消息源上线之后，一旦被迅速传播，其扩散速率会被算法捕捉到，之后，算法或者机器会加速这条消息的蔓延和扩散，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只能判断这条消息会不会火，却无法在语义上判断出这条消息的真伪。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人工审核，比如Facebook本月宣布将增聘1000人从事人工审阅。
人工审阅是个笨办法。人工可以对消息的真伪做适度的判断，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人工审阅也无能为力。比如，针对这次美国大选，即便让他们审核针对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同性恋人权、移民、持枪权的广告，恐怕也未必能提前发现其中的阴谋，因此，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推行帐号的实名认证就势在必行。针对秘密资金干预美国大选一事曝光之后，纽约州政府率先提出法案，禁止匿名人士或团体在社交网站上购买政治广告。
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虽然往往会滞后，但却必不可少。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过去五年来，有50多个国家通过了涉及社交媒体监管的法律。在美国，在金融、教育和国防等基础领域还有相应的法规出台，对从业人员社交媒体的使用做出规范。比如美国金融监管局要求金融机构，如果需通过社交媒体与相关人员沟通，必须确保留有通讯记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明确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公平发布规定》使用社交媒体发布重要信息，但必须事先告知投资者将使用何种社交媒体公布。美国国防部规定：军人使用社交媒体时必须始终遵守《统一军事司法法典》，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并不是私人空间，所有士兵的言行都必须符合军人的身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规定，13岁以上的人才能使用Facebook。对于商业网站或在线服务商，任何儿童个人信息的在线采集、使用和公布都必须得到家长的许可，并告知家长如何提供许可。
2003年英国颁布《通讯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其中第127款规定：通过公共电子通信网络(包含网络社交媒体)发布恶意冒犯、猥亵、伤风败俗或者恐吓威胁等性质的内容即构成犯罪。对于公职人员任何使用社交媒体，英国内政部于2012年发布了为公务员制订的“社交媒体使用指南”。
早在1997年，德国就开始在《民法典》和《刑法典》的法律框架内，制定了一系列对网络内容进行监管的条文。据媒体披露，2009年一年，德国政府要求谷歌公司屏蔽某个网页或提供某个用户的资料，有两百次之多。在法国，按照相关法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违法言论的网民最高可获判4.5万欧元的罚款和一年监禁。2013年下半年，法国政府要求推特公司删除146个账户上的306条推文，是使用推特的国家中要求删除推文数最多的政府，但最终仅有35%的内容被删除。可见，社交媒体崛起的十年，也是与政府博弈的十年。
一种监管，两种困境
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法律体系不同，对社交媒体的监管虽然都困难不小，但性质却完全不同。美国有成熟的法律环境，一旦在社交媒体上发生民事纠纷，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不需要监管。需要监管的是一些模糊地带，比如对同性恋、种族方面的敏感言论会引发某些特定群体的不满。在言论自由的原则下，这些纠纷无法通过法律来满足诉求，有些利益集团开始对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施压。因此，美国的监管困境是公司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博弈。
中国的监管困境与中国的制度、法律缺陷一脉相承。在民事法律体系方面，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司法力度相当薄弱，但政府的公权力却异常强大。公权力的资源大部分被配置在政治稳定上，但是在保护个人权益方面非常无力。由此造成了一种畸形：一方面是大量的屏蔽，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假消息、人身攻击、人肉在社交媒体上泛滥。在金融、医药卫生等高度规范的行业，对社交媒体的监管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中国在这方面却几乎是空白。
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的一篇文章，政府已经开始动用注资和收购这两种资本运作方式对互联网内容公司一点资讯和铁血网进行监管。一点资讯的方式是国有投资基金注资：北京市互联网监管部门及中国财政部与国家网信办共同发起的一只投资基金向一点资讯注资7,000万元人民币，获得该公司1%的股权。同时，北京市互联网监管部门一位中层官员现任一点资讯特别董事﹐在一点资讯北京办公室上班﹐拥有对该平台编务的否决权。
铁血网的方式是国有互联网内容公司收购：人民网以人民币720万元收购该公司1.5%的股份。同时，人民网将任命一名董事加入董事会，负责该公司的内容审核工作。铁血科技支付相应的审核费用。
注资也好、收购也罢，这两种方式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监管范畴。国家意志通过资本来干预内容管理，这是公权力的运用。与国外一样，这两个试点也被视为“算法+人工”的尝试，不同的只是由谁来管。但是具体怎么管，才是真正的考验。对运营商来说，应该意识到社交媒体不是机器，完全依赖算法的内容管理模式是不负责任的。完善内部内容管控机制，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核相结合，确保传播的权力不被侵蚀，团结而不是分化，透明并且合规，是运营商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和奥巴马的那次私下会面中，扎卡伯格有一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那些假消息，“没有简单的办法”。社交媒体的力量绝对不容低估，社交媒体的治理没有简单的办法，但是肯定有办法。(转载自FT中文网)
